摘 要：清代學者皮錫瑞認為，孔子的《春秋》不是學著作，而是一部蘊含作者豐富思想的政治學著作。此說雖發自一位今文經學家，卻正確闡明了《春秋》一書的性質，破除了千余年來眾多學者一個根深蒂固的誤解。在受非學術因素嚴重影響，《春秋》性質研究長期處于誤區的近代學術史上，皮錫瑞的這一觀點尤具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皮錫瑞；“《春秋》非史”說；疑古學派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蘊涵作者“微言大義”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這是秦漢之前學者對其性質的基本認識。漢魏以后，今文經學衰微，古文經學成為主流，晉人杜預首倡《春秋》“經承舊史”之說。在此后古文經學獨盛的千余年間，學者多承繼杜說余緒，視《春秋》為史學著作。[1]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也有一些學者堅持了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看法，強調“《春秋》非史”，清人皮錫瑞便是其中之一。皮氏的“《春秋》非史”說在很大程度上拋開門戶之見，探賾索隱，發明舊說，這在近代學術史上非常值得重視。本文擬結合皮氏的有關論著，對其“《春秋》非史”說的主要內容及其學術價值進行探討，并就近代學術史上《春秋》性質研究的失誤略加評述。
一、皮錫瑞的“《春秋》非史”說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一字麓云，學者稱師伏先生，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與同期稍后的廖平、康有為等人并為晚清著名今文經學家。皮氏生平論著頗多，其中以《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在學術界影響較大，他的“《春秋》非史”說集中反映在后一著作中。該觀點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從作者的主觀動機及論著本身分析，認為《春秋》不是史學著作。
皮錫瑞認為，經學著作與史學著作不同，二者的區別之一是在撰寫主旨上。他說：“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2](第50頁)這就是說，史學著作旨在盡可能客觀地反映歷史事實（“據事直書”），政治學（經學）著作則以發表政治見解，闡述政治思想（“垂世立教”）為目的。皮氏的這一認識是符合史學史的基本規則的，實際上,即使那些早期的史學家，也都將記載史實作為撰寫史學著作的第一要務。希羅多德就說過：“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我并沒有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情；對于我的全部歷史來說，這個說法我以為都是適用的�！盵3](第525頁)羅素認為：“近代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似乎把真實性看做是構成歷史學的全部價值之所在�！�，盡管這一學說在實踐上是永遠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然而它卻蕩漾在許多人的心目之中，作為是學術研究應該逐步與之相接近的一種理想。”[4]（第1?2頁）司馬遷也以“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為憾事，而將“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作為其撰史的立足點。[5]章學誠所說，“夫史為記事之書”[6]（第52頁），講的也是同樣的意思。
《春秋》的撰寫主旨不同于史學著作，即不以記載史實、保存史料為目的，這是皮錫瑞力主“《春秋》非史”的第一條理由。皮錫瑞說：“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抄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即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2]（第2?4頁）皮氏的論據或引自《孟子》，或見于《史記》，或系先秦宿儒舊說，或出上古良史之口，當然不能以“偽造”或“陋見”之名加以否定。
其次，從內容方面來看，《春秋》沒有客觀有效地保留史實。史學著作應該盡可能客觀有效地記載史實，羅素說：“歷史學是有價值的，首先因為它是真實的；而這一點盡管不是它那價值的全部，卻是所有它的其他價值的基礎和條件�！庇终f：“歷史著作應該以研究為基礎??要想反駁這種意見將會是荒謬的。因為唯有它們才包含著有關實際上發生過什么事情的證據；而且不真實的歷史顯然是沒有什么大價值的。”[4]（第1?2頁）換言之，未能客觀有效地記載史實的著作是不具備史學著作資格的。皮錫瑞認為，《春秋》系孔子筆削魯史而成，成書后的《春秋》文從簡略，許多史實遭到刪修，因而不可能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歷史。關于這點，即使持《春秋》為史論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李宗侗說："茍只有《春秋》而無《左傳》，則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詳情細節多待《左傳》所記以說明，《左傳》實我國史學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7]（第23頁）魏應麒認為："實則《春秋》之文字，簡略已甚，王安石所譏為’斷爛朝報’者，非藉傳以明之，不僅褒貶不可知，即事跡亦不能曉。"[8]（第75頁）周予同先生也質疑道：“而且歷史以忠實記錄事跡為第一義；明明是晉文公取得霸權，叫周天子到河陽去會盟，而《春秋》偏要為周天子裝架子，寫下了‘天王狩于河陽’的堂皇的語句，這算為什么嗎？”[9]（第497?498頁）孔子《春秋》沒有客觀有效地保留歷史，皮錫瑞對此有精到的論述，他說：“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于書，以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錄。或事見于前者，即不錄于后，或事見于此者，即不錄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數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學者多以為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2]（第22?23頁）所謂“借事明義之旨”，就是指孔子借史學的形式來表述政治思想，皮氏解釋道：
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托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后之讀《春秋》，曉然知其大義所存，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實者，不益深切著名乎？三傳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執《左氏》之事，以駁《公羊》之義，……不知孔子并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貶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鬃邮菫槿f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為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征信也。[2]（第22?23頁）
這段評論公允質樸，足以服人。假如有人將《春秋》當作史學著作，企圖通過《春秋》了解當時的歷史，那才是真正的非愚即誣。
2、主張《春秋》是一部經學（政治學）著作。
皮錫瑞認為，《春秋》是一部政治學著作，這首先表現在《春秋》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政治思想。他說：“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為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盵2](第1頁)又說：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后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献油瓶鬃幼鳌洞呵铩分�，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推尊之如此之至。[2](第1頁)
皮錫瑞認為，“微言大義”是《春秋》的核心內容，因而最能反映論著的性質。既然這樣，那種僅根據《春秋》的形式便斷定其為史學著作的看法就顯得草率而浮淺，甚至有得言忘意之嫌。
其次、《春秋》的主要價值在于政治方面。皮錫瑞說：“孔子手定六經，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學者，誦習其義，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實行其義，以治天下�！洞呵铩妨⒁煌踔ǎ淞x尤為顯著。”[2]（第13?14頁）《春秋》的政治意義究竟表現在何處呢？皮氏說：“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后，亂臣賊子不絕于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兇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巧辭飾說，以為涂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盵2]（第25頁）這就是說，《春秋》微言大義的晦澀，《春秋》政治功能的衰竭，是由今文經學的歷史命運決定的，并不能據此否定《春秋》的政治學性質。《春秋》的政治功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往往會得到復蘇，為人所重，這一現象本身便是對《春秋》性質最好的說明。
3、指出將《春秋》當作史學著作的始作俑者是西晉古文經學者杜預，認為學者經、史不分的看法是錯誤的。
皮錫瑞引宋人劉敞語曰：“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經出于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經，而經非史也�！盵2]（第77頁）他說：“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盵2]（第2頁）既然經史體例不同，《春秋》是政治學著作而非史學著作，那么為什么許多學者都視《春秋》為史學著作呢？皮錫瑞認為這是受西晉古文經學者杜預“經承舊史”說的錯誤影響所致。杜預《春秋左傳序》云：“（《春秋》）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經承舊史”說認為《春秋》繼承了魯史“舊章”和周公“垂法”，無所謂夫子的微言大義，因而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史學著作。[1]皮錫瑞就此批評道：
此杜預自謂創獲，茍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羧缍蓬A“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抄錄一過，并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抄胥，皆能為之，何必孔子？……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2]（第3?4頁）
“經承舊史”說拋開孟子、司馬遷等人舊說，以《春秋》為史學著作，乃是漢魏以后古文經學盛行的產物。孟子為戰國宿儒，當時尚無所謂今古文之爭，又以其去古不遠，其說必有所據；太史公之時，今古文經學之爭未熾，其說較為公允近實，豈容輕易否認？然而，“自《左氏》孤行，杜預謬解，人之視《春秋》者，莫不如是，專信《左氏》家‘經承舊史’之說”。[2]（第70頁）此類錯誤甚至歷代賢智如劉知幾、王安石、歐陽修者亦莫能外，皮錫瑞批評道：“說《春秋》者，唐劉知幾為最謬�！盵2](第62頁)他說：“乃后之讀經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經，而誤以史法繩之，于是經義亂，如劉知幾《惑經》、《申左》之類。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經，而誤以史書擬之，于是史法亦亂，如沈既濟之類�！盵2]（第77?78頁）又說：“至于‘斷爛朝報’，則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預謬解，人之視《春秋》者莫不如是，專信《左氏》家‘經承舊史’之說�！盵2]（第70頁）王安石以《春秋》為史，譏之為斷爛朝報，事見《宋史》卷327：“（王安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敝劣跉W陽修效仿《春秋》大義，纂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更是史學史上的敗筆，皮氏引清儒王鳴盛語曰：“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蟮肿魇氛咭酥睌⑵涫�，不必弄文法，寓與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筆削，此一時風氣。王氏此說，切中作史者妄擬《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經不是史，經非可僭擬者也。”[2]（第78?79頁）
總之，皮錫瑞認為，經史不分的觀點既不符合史實，而且有害于學術本身。他說：“《春秋》是經，《左氏》是史 ，后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2]（第2頁）所以，“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盵2]（第50頁）
二、“《春秋》非史”說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影響及價值
“《春秋》非史”說在學術史上的影響及價值與皮氏學術的命運緊密相關。如上文所述，皮錫瑞是晚清今文經學家，又是當時的一位家，這種學術出身和政治立場難免對他的學術活動有所影響，但總的來說，這種影響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周予同先生就曾指出：“他的著作內容，雖沒有很偉大的創見，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但學術門徑很清楚，善于整理舊說；所以如《經學》、《五經通論》等書，對于初學者，真可稱為‘循循善誘’�！盵9]（第100頁）“《春秋》非史”說正是皮氏“整理舊說”的一項具體成果。皮錫瑞治學的門戶之見不強，與同時代其他學者相比，這是他的勝人之處。正如周先生所云：“皮氏治經，宗今文，但持論平允，沒有康有為那樣的武斷，也沒有廖平那樣的怪誕�！盵9]（第98?100頁）皮錫瑞的學術兼采古今，“《春秋》非史”說無疑是他“持論平允”的一個例子。
但在門戶森嚴的近代學術史上，“持論平允”乃是學者大忌，當時的古文經學家章炳麟便批評說：“（皮錫瑞）及為《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說，糅雜《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錄，蓋牧豎所不道�！盵9]（第100頁）皮錫瑞的確主張會通《三傳》，語見《春秋通論》：“《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谷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并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故《三傳》并行不廢，特為斟酌分別，學者可審所擇從矣！”[2]（第19頁）
古人治經最講嚴門戶，守家法，否則便難逃“數典忘祖”之譏，“持論平允”的治學風格正好注定了皮氏學術的悲劇命運。梁啟超、錢穆二先生在各自所著的《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不惜筆墨記述康有為、廖平，卻對皮錫瑞的學術成就未置一辭，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談到皮氏時也只用寥寥幾十字一筆帶過。以致周予同先生在為皮氏《經學歷史》寫序言時竟有“不足”的慨嘆：“我很慚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此。他的生平，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盵9]（第101頁）
在這種偏見的左右下，“《春秋》非史”說之不為學者所重，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從近代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春秋》非史”說的重要學術價值卻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皮錫瑞的“《春秋》非史”說正確闡明了《春秋》一書的性質，批判性地了經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公案。明人郝敬說：“《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10]此說堪稱精當�！洞呵铩沸再|之爭因經今古文之爭而起，千余年來聚訟不已，原因在于學者憚慮于門戶和政治因素，難以做到客觀公允。皮氏學宗今文，但能兼采《三傳》，不走極端。在近代學者眾口一詞以《春秋》為史學著作的大氛圍中，皮氏的見解就顯得更是難能可貴，“《春秋》非史”說雖未能顯赫一時，卻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這是它在經學史上的價值。
其次、“《春秋》非史”說對于那些有強烈政治情結的史學從業者來說無異于一次當頭棒喝，這是它在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方面的價值。受古文經學和疑古思潮的影響，近代以來的許多論著都將《春秋》視為古代的一部編年體史書，金毓黻說：“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誠由王官失守，學下逮庶民之故。”[11]（第29頁）李宗侗認為：“《春秋》之為史，不待言矣”。[7]（第33?34頁）白壽彝先生也有類似的論述。[12]（第16頁）強調《春秋》為史的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春秋》的“微言大義”，但微言大義的價值在于政治而不在史學，已如前述。因此，重新發掘皮錫瑞“《春秋》非史”說的內涵，對于人們正確判斷史學的性質和功能，認清當代史學的趨勢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
三、結語：兼評近代的《春秋》性質研究
眾所周知，《春秋》性質之爭最為激烈的時候，通常是那些政治斗爭形勢嚴峻的時期。《春秋》性質之爭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作為斗爭雙方角力的利器，誰在這個問題上贏得人心，誰便在斗爭的天平上多得了一分勝算；兩漢和清末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是這樣，20世紀20、30年代反封建思潮影響下的經學研究也不外乎此。
將《春秋》當作史學著作，是近代《春秋》性質研究的主流，這與皮錫瑞的“《春秋》非史”說恰好相反。二十世紀以來，疑古學派較早將打倒孔子與推翻經書權威兩者聯系起來。疑古學派討論《春秋》性質的論著頗多，其中就包括錢玄同的《論<春秋>性質書》以及周予同的《<春秋>與<春秋>學》等文，周先生更是將“《春秋》的本身性質究竟是歷史，還是政治？”作為“研究《春秋》學，首先便要碰到的三個問題”之一來看待。[9]（第493頁）1925年，錢玄同在給顧頡剛的《論<春秋>性質書》中指出：關于《春秋》一書的性質，“弟以為只有兩個絕對象反對說法可以成立”，即：一、認為“它絕對不是歷史”；二、“認它是歷史”。錢氏認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我近年來是主張后一說的。”[13]（第275?276頁 ）錢氏雖勉強認為《春秋》是史學著作，但尚且缺乏自信，所以又說：“但又以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說，則唯有依前一說那樣講還有些意思�！盵13]（第275?276頁 ）而在數月后另一封回顧頡剛的信中，錢氏便自信地斷定：“《春秋》乃是一種極幼稚的歷史,‘斷爛朝報’跟‘流水帳薄’兩個比喻是在確當之至�！盵13]（第280頁）細繹文義，兩封信前后語氣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轉變與20年代的社會背景有直接關系，當時的中國社會，孫中山、梁漱溟等人力圖借孔教興國，尊孔復古之風甚囂塵上。這種情形，人們只要翻翻《古史辨》第二冊中收錄的1926年廈門大學慶�！翱鬃诱Q辰”的文章便可想見。在此背景下，思想進步者欲“塞梁漱溟氏輩之以孔教代表東方文化，及晚近之孫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誤謬思想”[14]（第143頁），最有效的方式當然莫過于徑直宣布《春秋》為史，與孔子本無關系了。
對于錢玄同的主張，即使周予同先生也不予茍同，他說：“錢先生根據‘漢學家’治學的方法，也可以說是論上的歸納方法，說《春秋》和孔子根本沒有關系；換句話說，根據《春秋》以及后來‘<春秋>學’的內容來說明孔子的思想是錯誤的。這的確是中國學術思想世上的一個大問題；但究竟這問題太大了，所以除錢先生自己外，和錢先生同調的胡適先生也就不肯冒然接受�！盵9]（第494頁）
30年代的中國社會，除了反封建之外，又增加了反對外來侵略者的的任務。而在當時斗爭的需要下，即使周先生本人也錯誤判斷了《春秋》的性質，他說：“平心而論，《春秋》不過是中國古代的初期的歷史著作�！盵9]（第497?498頁）周先生否認《春秋》是政治書，目的在于反對時人借《春秋》的政治思想進行奴化，他說：“而《春秋》呢，不僅政治理論家們還在利用它，漢奸們也在利用它；不僅中國人還在利用它，日本一部分人也在利用它。這兩千四百年前的斷爛不全的經典居然在現在人們的心里或手里活躍著，這確是文化上一個值得討究的問題呢。”[9](第492頁)這顯然是有感于《春秋》在當下局勢中助紂為虐而發的慨嘆。
周先生對《春秋》性質的看法受到非學術因素的影響，這點朱維錚先生也有評述：“如所周知，‘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抨擊綱常名教，揭露神道迷信，痛斥偶像崇拜，批判家族制度等等，起過極大的啟蒙作用。周先生也是這個運動的參加者�！虼�，周先生覺得，使青年文史學者‘由了解“經學”而否定“經學”，在當時也是必要的學術思想工作”。[9]（第834?835頁）又說：“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周先生的舊著內，不但時常看到他對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冒出怒火，而且時�？吹剿麑顸h蔣介石獨裁賣國的反動行為直接發出冷潮和抗議�！盵9]（第836頁）生活于命運多舛的近代中國，或游弋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或出于正義而慷慨陳辭，以致偏離學術的軌道，這是近代以來許多學者走過的道路，周先生無疑也是這些學者中的一位。中國的許多史學史研究者，如金毓黻、李宗侗、劉節、白壽彝等先生，都將《春秋》界定為“古代最早的一部編年史著作”，這也是受上述《春秋》性質研究的錯誤影響所致。
無庸諱言，21世紀的今天，反封建的任務早已完成，中國經學史、史學史的研究也早已提上日程。學者們再也不必為忌諱門戶之分而言不由衷，對皮錫瑞“《春秋》非史”說的學術價值，人們也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評價了。
：
[1]晁天義.《春秋》為史學著作說質疑：兼論杜預的“經承舊史”說及其影響，2002，（6）：112?117.
[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4.
[3]（古希臘）希羅多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4]（英）羅素.論歷史[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59.
[6]（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7]李宗侗.史學史[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
[8]魏應麒.中國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
[9]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C].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朱尊彝 .經義考[M] (卷168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11]金毓黻.中國史學史[M].石家莊：河北出版社，2000.
[12]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教本[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3]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On Pi Xirui’s Theory of ChunQiu is not a History Works and the Reserch of Chunqiu’s Property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bstract:Pi Xi-rui,a Jinwenjing scholar in Qing Dynasty,thought that ChunQiu is a political works,but not a history works.The point of view illuminated ChunQiu’s property correctly and clear up a mistake prevailed for a long time.This poin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ost of the scholar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did not solve the question exactly.
Key Words:Pi Xirui,the theory of ChunQiu is not a history works;the school of doubt ancient history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24532.html
相關閱讀：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
魯國的傳奇寡婦
臧文仲
戰國四大名將簡介：戰國時期實戰的最高水準
春秋時期的名人之芊叔為什么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