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我和我母親及我的老伴，住在我父親葉劍英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那棟兩層小紅樓——北京西山二號院故居。

2009年的初秋悄然走近，但庭院依然綠蔭疊翠，瓜果低垂，生機盎然。漫步在花樹間，眼前處處都留下了父親的痕跡：樹蔭下有他不倦讀書的身影，大廳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時認真的模樣，一切似乎還歷歷在目。

1、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父親在家里常愛逗孫子和年輕的工作人員玩，還給他們起了不少綽號：什么“old王”“馬頭”“老和尚”“teacher－蛐蛐”。幾十年過去了，有些工作人員至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大家見面，仍然叫著老首長當年送的綽號。

父親十分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工作和學習，他常說，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為了黨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時光貢獻出來了，要給他們學習的機會，只要愿意都要想辦法送他們到學校去學習。幾十年里，我父親送身邊的工作人員到護校、軍醫大、國防大學等學習的有二十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狀說葉帥喜歡走后門，送人從后門上學，一時傳得沸沸揚揚。為此，父親向毛主席寫了一封“檢討”說明情況。沒想到，此事卻引出毛主席一個批示：“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壞人。”

在外圍站崗的警衛戰士，父親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他散步時會走過去問他們家鄉是哪里，家里經濟情況怎么樣，有沒有困難。有一次，一名警衛戰士告假回家探親，父親知道他家里經濟情況不太好，立刻讓秘書拿100元交給他。要知道，那個時候大學畢業生每個月工資才40元，我們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親的400元錢啊。

我每每看著客廳里懸掛的那張父親與我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清晨。那天，陽光明媚，我陪父親在院落里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我，我回屋就把紅葉夾進他的厚書本了。沒想到隔了一天，父親寫了一首“二號樓即景”的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父親把深秋中大自然的最后一縷美麗收進了他的詩里，以致我們全家至今都對楓葉有一種特別的鐘愛。

二十多年后，也是在這樣一個楓葉飄落的深秋，父親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名字，以作為對父親的懷念。

2、挺著腰桿走路夾著尾巴做人

父親青年時跟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北伐”時期，軍閥陳炯明叛變，在廣州攻打總統府，他守護孫中山在白鵝潭“永豐艦”上成功脫險。他是黃埔軍�；I備組20位建校元老之一，開學時任職副教育長，負責制定全校課程。蔣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當時，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劍進入蔣的臥室。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殺工人，這使父親看清了蔣介石的真面目。那時父親生活極其優越：行軍時有馬騎，累了還可以坐轎。途中戰士挑著外國進口的曲奇餅干、煉奶、咖啡、白蘭地酒。但是，他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脫掉皮鞋穿上草鞋，奮起通電反蔣。在大革命失敗共產黨處在最低谷的時候，父親挺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他們連吃的一點點鹽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筍。以致幾十年后父親還怕看見筍，多少年都不吃筍。

父親平時很慈祥，但是他嚴厲起來，很有震懾力，沒人敢頂撞。我小時候還不懂這是為什么，長大后才明白，這是一種“訓導”，為的是讓我們永遠記住做人的標準、要求和準則。例如對來客一定要講究禮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來人，不管是司令政委，還是一般客人，告別時，父親都要親自送到門口，哪怕身體不好，也堅持拄著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們也要這樣做。

上世紀60年代我結婚的時候，來了很多客人。這一天非常熱鬧，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時多了。我筋疲力盡地走回屋，還沒坐下，父親突然問我，給沒給工作人員送糖果？我說，還沒有，已經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親的臉立刻沉下來了，“大家都湊了錢給你買了禮物，鏡子、暖壺……你怎么可以這樣沒有禮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盤，裝了糖果挨家挨戶去送。

古語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親就是這樣，要葉家的人懂得一個“禮”，要尊重別人。這也讓我想起他經常對我們講的一句話：“挺著腰桿走路，夾著尾巴做人”。

我高中畢業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父親希望我做個中國的“米丘林”。但是，我沒和父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父親得知我考上的是電影導演系后很不高興，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20年后，我拍完電影《原野》，請他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才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總算是認可我干這一行了。

3、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

父親曾經寫過一首《題畫竹》的詩，其中有兩句：“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我印象特別深刻。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的一個會議上，我父親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搞亂了，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

由于過度氣憤，父親把小拇指都拍斷了。后來這被定為所謂的“二月逆流”。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我被關押了將近4年，是葉家被關監獄時間最長的一個。此后父親因“二月逆流”問題，不再擔任軍隊的重要工作。

“林彪事件”后，父親才又重新主持軍委工作。還是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說：“葉帥一個女兒還在監獄里關著，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毛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么!”我這才被放了出來。

因為被關在單人牢房，我出來時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父親看見我時非常激動，他問我的身體狀況如何，我卻木木愣愣回答不清楚，好不容易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我的話，父親眼圈發紅，眼睛濕潤了，他說：“不!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1976年年初，79歲高齡的父親仍然主管著軍隊的主要工作。9月，毛澤東主席去世后，江青等躍躍欲試，準備“登基”，“四人幫”要先動手了，上海民兵發了武器……

父親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3個人經過多次精心縝密的策劃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實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計劃。他們定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主持和見證，由中央警衛局將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別抓了起來。

就這樣，沒響一槍，沒流一滴血，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驅逐出了歷史舞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上世紀80年代，80多歲的父親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的帕金森氏癥明顯加重，行動不便。看著老人家這樣子，我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著爸爸刷牙蹣跚的樣子，我在他旁邊小聲地說：“爸，全國人民永遠會記得你們這一代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但是誰也違背不了自然規律，任何偉人也不可能把兒孫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輝煌的高潮，總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慮一下呢……”他認真聽我說完了，沒回話，又繼續刷他的牙。可是沒多久他就向中央寫了請辭報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終如愿了。

回憶父親，我總會想起和父親在一起的歲月……1946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一個漆黑的夜里，我跟著部隊撤退。大卡車壞了，父親背著5歲的我徒步行軍，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路上，深一腳淺一腳地爬著坡，我緊緊地摟著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沒有摔下來，還伏在爸爸的背上，但兩只手卻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撿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鏡……這情景，永遠珍藏在我的記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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