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究竟為什么冒險扣蔣，又轉而決定放蔣，說法甚多，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說法就是把張學良說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蔣后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12月14日“日記”中記述的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了。據蔣說，當日晨張學良淚流滿面而來，半晌無語，自行退去。正午又來，再流淚稱：

　　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如太簡默，如余以身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

　　按照蔣介石的這一說法，張學良自事變之次日，即13日就已經讀過蔣介石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在秘密準備抗日，因而開始悔悟，決心全力保護蔣介石并千方百計要將蔣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極端的說法，說張學良一再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與楊虎城不同;張學良當時主和，楊虎城主戰;張學良竭力保蔣安全，楊虎城堅持扣蔣甚至試圖對蔣不利，等等。

　　此種說法雖有張學良20世紀50年代發表之《西安事變懺悔錄》等可為參照，但因蔣、張兩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頗足懷疑。而且，縱使真有蔣介石準備抗日之日記及相關之文件存在，其對張學良思想觸動如何，亦值得考慮。因為，還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后關頭”一定抗日的報告，這些張學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會讀了蔣準備抗日的日記突然間感動得淚流滿面?

　　其實，說張學良自事變第二天就因為看到蔣介石的日記等轉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問題上錯怪了蔣，以致與楊在和戰及對蔣問題上態度沖突，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第一手的文獻史料所記述的情況也是完全矛盾的。至于一些研究者堅持說，張學良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間“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17日周恩來等來到西安，態度“又突趨強硬”，更是離事實甚遠。根據第一手的文獻史料，可以肯定地說，張學良絕不是那種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魯莽到完全不計后果的人，同樣，他在整個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也不曾對自己的行為有過悔悟自責、痛不欲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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