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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面一段談話就很能說明問題：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

毛澤東與斯大林 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14年12期，作者：李景賢，原題為：《毛澤東與斯大林》，為節選。

共和國成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突然又被卷入一場與美國的殘酷戰爭，困難之大、之多、之重，完全可以想象。上面已提到，斯大林向中國及時地提供大量軍援，供志愿軍在朝鮮對美軍作戰用。與此同時，蘇方根據斯大林與毛澤東達成的協議，開始執行中國恢復國民經濟急需的47個項目，其中包括鋼鐵、電力、煤炭、有色金屬、化工、軍工等要害部門。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年，蘇方派出的援建專家多達1100人，還給中國相關部門提供大量圖紙，以及其他技術資料�？梢�，為了使中國國民經濟得以恢復，斯大林提供了大量、全面的援助。有一個重要情況在中國官方文件、各種出版物中鮮有提及：斯大林為了援助中國，不惜修改了蘇共十九大本已通過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其心之誠，由此可見一斑。

對于作為世界革命領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初，毛澤東始終是敬重的，在公開場合沒有批評、指責過斯大林。相反，熱烈贊頌的文字屢見于報端，其中雖難免有溢美之詞，但誠摯之情躍然紙上，對斯大林為中國革命所做的好事，毛澤東一直心里有數。

同時，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心緒是復雜的。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的內部講話、談話看，毛澤東對斯大林為中國革命所做的錯事，一直是耿耿于懷的。他下面一段談話就很能說明問題：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所以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念文章。這不但是對斯大林個人，而是對蘇聯黨和人民的問題。“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這就是毛澤東復雜心緒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另一段話說得就更為透徹：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打起仗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年、1950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毛澤東在莫斯科一見到斯大林，就說出這樣一句帶刺兒的話：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斯大林當即表示：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條公理。從這句似乎認錯的話中，毛澤東依然嗅出這位蘇聯強人的某種強權味道。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評、指責，大多發生于斯大林逝世后，在內部談話、講話中，在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契爾沃年科交談時說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都是針對赫魯曉夫干涉中國黨以及其他黨的內部事務、損害中國主權、欲控制中國的圖謀說的，以此批判他“舊�。ㄋ勾罅种�‘病’）復發”，頗有“指斯罵赫”的味道。

其實，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當著斯大林密使孫平（俄文名叫弗拉基米羅夫）的面，一再流露出對斯大林的不滿情緒。1942年至1945年，斯大林派孫平以塔斯社軍事記者身份常駐延安。從他寫的《延安日記》看，這位克格勃要員在延安的主要任務有三，即分析、研究三大題目：一、未來十年內，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完全“驅蔣”的可能性;二、毛澤東其人其事，特別是他與中共最高層其他人的斗爭;三、毛澤東日后與美國拉關系的前景與限度。毛澤東曾與斯大林這名密使多次進行長談、深談，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卻對中國共產黨的事務指手畫腳，甚至橫加指責。這種重要情報自然很快就匯報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對毛澤東的猜疑甚至不滿，與孫平所發的情報不無關系。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555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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