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給徐的復電中稱：“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于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于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4期，作者：聶作平，原題為：《蓋棺難定徐樹錚》，本文系節選
黎元洪下臺后，段祺瑞將馮國璋推上總統寶座，他本人又一次組閣。這一回，對德意宣戰水到渠成，且還以參戰為名，成立了一個凌駕于各部門之上的特殊機構——督辦參戰事務處，負責訓練參戰軍，由段祺瑞親任督辦。一年后，隨著一戰結束，參戰督辦改為邊防督辦，參戰軍改為國防軍，后又改為邊防軍。此后，段又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和西北邊防總司令，職責為“規劃西北邊務并振興各地方事務”。
徐樹錚受命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對已劃歸參戰處的四個奉軍補充旅加以整編，組成西北邊防軍，下轄四個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樹錚的本意，成立以參戰為名的參戰軍，主要是為了擴充勢力，以便實現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但因緣際會，徐樹錚和他統領的這支西北邊防軍，卻結結實實地為維護國家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徐本人也因而被孫中山大為稱道。
眾所周知，如今被稱為外蒙古的地方，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際，中土大亂，在沙俄策動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庫倫獨立，建立大蒙古國并自立為帝，年號共戴。隨后，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清軍武裝并將辦事大臣及隨從押送出境。外蒙的獨立，清政府和繼后的民國政府均不承認。兩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凱不得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不得在外蒙派駐官員、軍隊以及移民。十月革命后，俄國無力東顧，遂引發了日本對外蒙古地區的貪欲，在駐庫倫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劃下，日本擬成立一個包括布里雅特和內外蒙古及呼倫貝爾在內的大蒙古國。
八世哲布尊丹巴稱帝前，外蒙的政體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臺后集政教大權于一身，喇嘛當道，王公大權旁落，引發后者強烈不滿。再加上畏懼日本乘機侵占，王公們紛紛策動撤銷自治——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歸附中央，而是為了恢復前清舊制，以便重掌大權。當時，代表民國政府駐庫侖的都護使陳毅（非后來的陳毅元帥）舉措失當，哲布尊丹巴堅決反對撤治。這時，徐樹錚奉命處理此事。
徐樹錚顯示了一個邊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邊防籌備處長時，即對外蒙以及日、俄之間的關系了若指掌，他認為外蒙對中國徘徊觀望，乃由于日、俄蠱惑所致。為此，他甫一進入庫侖，即與松井交涉，通過國際法慣例，將松井非法派遣到庫侖的一百余名士兵繳械。對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墻，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車輛進入軍營后，士兵受命伏于車內，上以帆布覆蓋，重又離開營房，駛到庫侖郊外，混入其他車輛中，以為疑兵之勢。當時，徐樹錚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紛紛猜測他至少帶了五萬軍隊。
徐樹錚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與日方打交通，例不用翻譯。到外蒙后，他突擊學習蒙語，并告訴左右“在我學習蒙古文之時，非有特別重要事故，概不會客”。這個罕見的語言天才，僅用了兩周時間便能用蒙語與蒙人交流。陳毅此前徒勞無功，在于其人優柔寡斷，一會兒幻想通過王公說服喇嘛，一會兒又幻想通過喇嘛說服王公，但無論如何，都不過是仰人鼻息甚至與虎謀皮。徐樹錚不同于陳毅的，是他懂得用權術來處理外蒙問題，針對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點各個擊破。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至此，徐樹錚入蒙僅22天，不費一槍一彈，便完成了外蒙重歸版圖的重任。
此后，徐樹錚在外蒙設立邊蒙銀行，聘請德國化學家從事地下資源調查，從天津引種大白菜（此前外蒙從來沒有蔬菜），使外蒙風氣為之一新�？傊热粜鞓溴P專心治理外蒙，徐本人擁有如此廣闊的土地與資源，完全能像后來的盛世才獨霸新疆那樣割據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數年后再度獨立，并永遠從中國分離出去。然而，徐樹錚志不在這邊僻之地;更何況，他不可能背棄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當中原戰事爆發后，徐樹錚不得不帶領他的邊防軍回到內地，投身到內戰的廝殺中。
徐樹錚收復外蒙，贏得了孫中山的激賞。孫中山在給徐的復電中稱：“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于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于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向來與軍閥段祺瑞和徐樹錚之流漢賊不兩立，因此孫中山這通電文，遭到了部下質疑。對此孫解釋說：“徐收回蒙古，功實過于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孫中山對徐樹錚的盛贊，固然有為其收復國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因素則與當時的國內政局不無關系：在北方，直皖漸成水火，很快便爆發了直皖大戰，并以段祺瑞的失敗告終;在南方，孫中山受桂系排擠，始終郁郁不得志。孫的一大設想就是聯合段祺瑞和張作霖以圖崛起——革命家也要審時度勢，也要合縱連橫。
孫中山對徐樹錚的賞識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戰失敗后，徐樹錚下野，避居天津。隨后，他前往桂林拜會孫中山。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稱“徐君此來，慰我多年渴望”。及至相見，兩人惺惺相惜，孫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請求徐樹錚留下來做他的參謀長，但徐樹錚乃段祺瑞至交，只得婉辭：我在北方幫助孫先生，會比在孫先生身邊幫助更大。
孫中山去世后，舉國哀悼，挽聯無數，而公認寫得最好的，則出自徐樹錚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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