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戰爭爆發后，斯大林曾經六次電請毛澤東出兵，牽制日本在遠東的兵力，使蘇聯避免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被動境地;然而毛澤東從中國革命長遠利益出發，高瞻遠矚，堅持了正確的援蘇原則：八路軍只做戰略配合，不作戰役配合!

一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揭開了“巴巴羅薩”計劃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最高統帥部，對戰爭爆發時間、德軍攻擊方向判斷的失誤，加上大清洗對蘇聯紅軍造成的影響，戰爭一開始蘇軍接連失利，氣勢洶洶的德軍直逼蘇聯首都莫斯科!

禍不單行，德國的軸心盟國日本法西斯也在遠東地區蠢蠢欲動，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增加至20個師，總兵力超過了70萬，針對蘇聯、代號為“關東演”的大規模實戰軍事演習正在中國東北地區展開，一時間遠東地區戰云密布，日蘇之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蘇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東西兩線作戰的危機!

在全力對付德軍西線猛烈進攻的同時，斯大林心中始終沒有忘記東線的日本關東軍。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請求毛澤東出兵援助蘇聯，以配合蘇聯紅軍對付日本可能在遠東地區的進攻。

蘇德戰爭的爆發不僅影響了世界局勢，而且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侵略“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目前世界共產黨的任務是“為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保衛蘇聯、為保衛中國、為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

就在這一天，《解放日報》也發表了題為《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的社論，指出：當此德國侵蘇戰爭開始之時，即毫不遲疑地，寄無限的同情與偉大的蘇聯，并愿意追隨蘇聯援華的光輝范例來援助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

蘇德戰爭爆發的當天，斯大林就緊急約見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產國際立即組織和發動各國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為此共產國際通過了一項緊急決議，提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口號，并且指出：只有保證蘇聯的勝利，各國人民才有可能爭取自由。

當蘇聯方面在偵察到日軍在中蘇邊境集結情況之后，立即通過共產國際要求“八路軍迅速集結，對向中蘇邊境集結的日軍采取牽制行動”。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讓進攻蘇聯的日軍麇集在北平、張家口和包頭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動，破壞上述地區的鐵路交通”;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還以商量的語氣詢問毛澤東“能不能抽調若干旅或團擺在長城附近，以牽制日軍”。

對于斯大林的請求，毛澤東給予了積極的回應，7月2日，他電示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說“日蘇戰爭極有可能爆發”，如果日本進攻蘇聯，“敵為肅清后方計，將在華北加強鎮壓”,面對如此復雜局勢，“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目前做此準備，以待時機成熟，即可行動”。但是，毛澤東同時提醒彭德懷：“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紀念抗戰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蘇聯的衛國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站在同一戰線上，成敗與共，休戚相關”的，但是針對“只有保證蘇聯的勝利，各國人民才有可能爭取自由”的說法，毛澤東在文中委婉地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援助蘇聯的具體辦法就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法西斯日本強盜出中國。

7月15日毛澤東在致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蘇德戰爭起，我們即刻加緊偵察和準備破壞交通，借以牽制敵人，我們決心在現在條件下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是毛澤東也清楚地看到敵我力量的懸殊差距，強調“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澤東在電文中還讓周恩來把他的意見告訴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崔可夫將軍，并請崔可夫轉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澤東在回復華中新四軍軍部劉少奇、陳毅的請示電中，同樣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與我蘇均不利。”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很明顯，我黨我軍對蘇聯的軍事援助是間接的，是長期的，是通過鞏固我各地敵后抗日根據地，廣泛發動和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日軍的軍事力量，從戰略上來配合蘇聯紅軍，這一方針用毛澤東本人的話說就是“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斗爭方針，而不采取孤注一擲的方針”。

二1941年8月至9月間，經過列寧格勒保衛戰、基輔保衛戰和敖德薩保衛戰之后，蘇聯紅軍消滅了德軍大量的有生力量。惱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線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在他看來，只要占領蘇聯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蘇聯軍民的斗志，取得對蘇戰爭的完全勝利。10月2日，德國軍隊出動35個師的兵力向莫斯科發動第一次大規模進攻。

就在斯大林指揮蘇聯軍民進行莫斯科保衛戰的關鍵時刻，蘇聯方面得到了一份絕密情報：如果德軍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進攻蘇聯遠東。完全可以想象，這份情報對最高統帥斯大林的觸動有多大;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斯大林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在東西兩線腹背受敵,此時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場上正節節推進，所以斯大林對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提出了在日本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的情況之下中共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長城內外方向發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施加壓力，不斷要求毛澤東派遣部隊盡一切努力向日寇發動進攻，以配合蘇聯紅軍。1942年2月27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指望蘇聯勝利，卻又不積極開展軍事行動”。

面對批評和壓力，毛澤東的態度是堅定的，1942年我軍的中心任務仍然是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蘇聯。

1942年5月，德國法西斯在蘇德戰場上發動夏季攻勢，對戰場南翼的蘇聯紅軍發動重點進攻，不僅突破了蘇軍在刻赤半島的防線，而且擊退了蘇軍在哈爾科夫的進攻。恰在此時，蘇聯方面再次得到日軍向中蘇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這使得斯大林更加緊張起來。為此他授意蘇聯國防部起草電文，第三次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軍在日蘇戰爭發生時，派一部分正規軍開赴南滿，策應蘇軍，以牽制日軍”。

隨后，斯大林和蘇聯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和塔斯社隨軍記者的雙重身份，立即飛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軍開赴南滿地區，配合蘇軍的行動。除此之外，蘇聯派駐延安的聯絡小組頻繁地就八路軍軍事行動的問題同中共中央進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實地考察八路軍活動的情況。

在此后的兩個多月里，斯大林和蘇聯方面一再要求中國共產黨方面立即在軍事上采取行動，襲擊日軍，破壞交通線路，并且同國民黨蔣介石當局搞好關系。蘇聯的這一系列要求，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進攻蘇聯的時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蘇聯紅軍作戰。

在生活上，劉亞樓十分講究儀表整潔。無論事情有多繁忙，皮鞋總是擦得锃亮。這是他在蘇聯伏龍芝軍校上學時養成的習慣，據說該校規定不會擦皮鞋者不準畢業。此外，他的衣角、袖口、領口不容有半點污漬，軍衣、便裝、西服，熨燙得不見絲毫皺褶。出訪古巴時他曾有句名言：“就是坐在蒸籠上也要保持中國軍人的風度。”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劉亞樓的衣服其實十分簡樸，他的襯衣領口和襯褲總是補了又補，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感慨：“真不會想到，一個上將、空軍的司令員，卻穿這樣的衣服。”

1959年，劉亞樓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按規定，有關部門要給他換一輛“大紅旗”轎車，劉亞樓謝絕了這一好意。不久，辦公室主任因“吉姆”轎車大修，領回了那輛“大紅旗”，不料劉亞樓毫不客氣地批評他：“我已經反復向你們講過，我最厭惡那種房子越住越想寬敞，汽車越坐越講究，家具越換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專門在享受待遇上打轉的庸俗作風!”在他的嚴厲批評下，“大紅旗”又被送了回去。

劉亞樓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允許對親人搞特殊。他身為空軍司令，老家的所有親屬仍繼續在家務農。大兒子劉煜濱從哈軍工畢業，他說：“老子在空軍，兒子不能再到空軍，學什么專業就搞什么工作。”堅決不給任何特殊照顧。女兒劉煜鴻在空軍氣象局，也僅作為一名普通的工程師工作。

1965年，正值壯年的劉亞樓因過度勞累患上不治之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囑咐部下：“一定要搞出條令來，放到我的墓碑前。”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71245.html

相關閱讀：1936年蔣介石憑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內戰危機？
解密拜倒在東洋女間諜“石榴裙”下的民國高官
揭秘：武昌起義前孫中山領導的十次武裝起義
吳鐵城怎么死的？吳鐵城因何事失去蔣介石信任
揭秘：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與袁世凱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