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人民富不富裕,經濟往來活躍與否是一個重要標志。因為只有需求與供給都得到滿足,普遍百姓與商人就會各有所得,皆大歡喜。而經濟往來是否活躍,主要是看民營經濟。早在西漢,史馬遷就在他的皇皇巨著《史記》中認為,政府對民營經濟,最好是因勢利導,不與之爭利;頂多也只能在稅收、道德和法律上予以規范;最差勁的就是政府直接“下海”,與民爭利。齊國是周代最早分封的國家之一,它正有司馬遷所認為的最好的民營經濟大環境。
一、姜子牙開發齊國
秦漢之前,雖然諸侯國的兼并戰爭很頻繁和殘酷,但我國卻經歷了一次重商主義的高潮,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執政者對民營經濟基本上都十分放任,還竭力鼓勵和引導民間進行商業活動。齊國便是其中的翹楚。
早在周代初期,齊國的開國國王姜子牙,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那位姜太公,打響了古代政府大力支持民間生產、貿易的第一槍。古代齊國位于今天的山東半島,本來具有得天獨厚的區域優勢,但民間卻沒有人注意到并利用這些優勢。反而因為沿海,可耕種的土地較為稀缺,造成了這一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遠遠落后于中原其他地區。
公元前1000年左右,等到姜子牙被周王分封到齊國后,經過細致考察,他發現齊國雖然耕地資源較少,這是農業社會最為致命的缺陷?墒,物極必反,福禍相依。正是因為齊國是沿海國家,沒有傳統的農業優勢。但沿海有魚,海中有鹽,可以挖掘和發展迥異于內陸的海洋經濟。于是,姜子牙引導和發動齊國人民大搞漁業和制鹽業。
姜子牙之所以能特別重視商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曾經就是商朝的大商人。在被周文王拜為丞相之前,他曾長期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做生意。據傳,姜子牙十分具有商業的開創精神,分別買過竹編器具、面粉和牛肉等,并最終成為朝歌城最大的牛肉供應商。作為一個出色的民營企業家,姜子牙還熱衷于政治,在中央謀了一個小官做。但商紂王的所作所為令他非常失望,他就跑到渭水南岸(今陜西省寶雞市)隱居起來,直到碰到周文王。
正因為深知民間商貿對國家的重要性,姜子牙在分封到齊國后,就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所以,齊國上下深挖海洋優勢產業的主力軍并不是政府,而是民間各類大小業主和商人。換言之,齊國的特色產業完全由政府引導,而之后就是民間資本作為主導。這樣的結果就是齊國大富。
齊國從窮國一躍成為諸侯第一富國,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在國家財政富余的同時,民眾也異常富足,成為當時民間富裕的模范國家,讓其他諸侯國特別羨慕。“齊國人”基本上富人的代名詞。據史料記載,當時齊國的富商遍布全中國,其商品成為各國的暢銷貨。而其他諸侯國的政府官員和商人也蜂擁而至,跑到齊國學習如何發展優勢產業和先進的商業理念。齊國已成為超級大國,至少經濟和商業上是如此。
二、商人管仲做丞相
在齊國,放手讓民間從事生產和貿易,使得民營企業家成為當時的弄潮兒。而且,他們不僅自己發大財,還以自己的商業頭腦,為齊國的國家發展獻計獻策,積累財富,從而富國強兵。這其中的佼佼者,他就是管仲。
齊國建國近四百年之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因王位繼承的斗爭,內耗過多,國力由盛變衰。到那位歷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當政的初期,齊國早已不是經濟超級大國了。可是,管仲的出現扭轉了這一頹勢。
管仲當時是齊桓公的丞相,相當于現在的國家總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在成為赫赫有名的“春秋第一相”之前,管仲與姜子牙一樣,只不過是一個商人。本來,管仲的祖先也是齊國貴族,但家道早已中落,使他成為一個典型的沒落貴族。但他并不甘心做一個無所事事的沒落貴族,而是以經商來重整家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的商業并非后來所謂的賤業,商人也不是中國秦漢之后政府所欽定的“低等國民”。
管仲是齊國人,齊國悠久的商業文化精髓,深深地藏在他的血液中。為了發家致富,他與好友鮑叔牙合伙經商,白手起家,在諸侯國之間做長途“國際貿易”。他把貴族公子哥的優越感拋在一邊,從小商小販起步,從一分一厘著手,吃盡苦頭,終成一代豪商。
但是,在齊桓公當政之前,管仲曾為了幫助齊桓公的政敵,還暗殺過齊桓公。當齊桓公奪取王位后,其心腹大臣鮑叔牙卻建議,讓自己的好友和曾經的商業伙伴管仲來做齊國的丞相。齊桓公當然很不理解,但鮑叔牙堅持認為,管仲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他會把商人經商致富的技巧和經驗運用到治理國家當中去,使富民強國有人才保障,從而實現齊國的偉大歷史復興。齊桓公最終同意了鮑叔牙的建議。
此次,管仲的商人身份徹底被政府“第一公務員”所替代。但他的商業頭腦和致富理念依然未變。執政期間,他首先制定了按土地等級課稅的梯級稅收制度,使收入較低的農戶有了一個較為合理的稅負。再就是打擊貴族豪強,嚴禁他們侵占平民的各種產業,使私有產權得到了保護。
三、齊國復興
除此之外,管仲在做齊國丞相之后,做的最為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恢復和延續齊國開 國國君姜子牙的商業策略,放手讓民間去經營各類產業,在原來的優勢產業漁業和制鹽業的基礎上,繼續挖掘齊國其他產業項目,如冶鐵行業,讓齊國的商品暢銷諸侯各國,獲取極大的“貿易順差”。
管仲的具體做法是,設立專門監管鹽業和鑄鐵業的官員,然后在國家的統一統籌下,讓商人把這兩種重要的戰略物資銷售到國外,獲利極大。而且,為了鼓勵商人做出口貿易,齊國對食鹽和各種海產品不征稅,使之以較低的價格暢銷諸侯各國。
春秋時期,中國進入鐵器時代,不僅農業需要鐵器,而且因兼并戰爭頻繁,打仗也需要大量鐵器。所以,鐵制品是當年諸侯國之間重要的交易品。縱觀整個春秋時期,甚至到了戰國時期,齊國的鐵器制造業都走在諸侯各國的前列。當時,齊國的鐵制品,就好比改革開放初期的美國貨和日本貨一樣,非常搶手,成為諸侯各國的最信賴的鐵器。而這,都是管仲執政時期打下的良好基礎。
還有更絕的一招,管仲人為地提高本國糧食的價格,然后大量收購其他國家的糧食,待其他國家缺糧之時,再高價賣給他們,換回金銀等硬通貨。
作為一國之君的齊桓公,因起用曾經的大商人管仲,也獲得了極大的回報。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便是我們這位不計前嫌、看重商人的齊桓公。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那是因為他背后有一個富強冠于諸侯各國的齊國。而齊國的富強,便是前大商人管仲造就的。
齊國政府對民間貿易的大放手策略,正好印證了司馬遷對這一時期的總結——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齊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思維,完全符合司馬遷心中好政府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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