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從政后以字行。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美國和英國，歸國后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壇，曾在臺灣任“外交部長”“駐美大使”等職。
葉教授隔壁是一戶美國人家。其家頑童時常翻墻過來騷擾，葉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反以惡言相向，于是雙方大聲對罵，穢語盡出。美童家長聞聲出視，葉公超正厲聲大喝頑童：“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ㄎ乙岩煌凹S澆在你的頭上�。�”
那位家長慢步走了過來，并無怒容，問道：“你這一句話是從哪里學來的？我有好久沒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鄉。”
結局皆大歡喜，一句糞便澆頭的臟話使得葉公超和鄰居從此成了朋友。
梁實秋為我們記錄了這樁軼事。老友此舉，他毫不驚訝，因為“公超是在美國讀完中學才進大學的，所以美國孩子們罵人的話他都學會了。他說，學一種語言，一定要把整套的罵人話學會，才算徹底”。
待到粉墨登場，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葉公超出使美國，應邀發表演講，“不看稿，出口成章，手揮目送，亦莊亦諧。有時聲若洪鐘，排山倒海；忽然把聲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竊竊私語，全場聽眾屏息靜聽”。演講完畢，三四百位聽眾起立鼓掌，歷數分鐘不息。在場的多位名教授都贊許他的英語是“王者英語”，聲調和姿態簡直可以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相媲美。
作為學者從政的典型，后人評價葉公超：在他從政后的舉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個讀書人、一個書生、一個知識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
一九六一年，因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葉公超被蔣介石電召返臺。隨即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記者問其感想，他憤然道：“葉公超死了，以后別來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謝幕辭，卻絲毫無關外交辭令，純然一派文人氣。
賦閑之后的葉公超曾到臺大和臺師大兼任教授，開的課還是老本行“現代英美詩”。臺下聽者如云，他于是感慨：還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干預，向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人問：“假如生命可以重新來過，你打算如何？”葉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樣的事！”
外交家葉公超總是西裝筆挺，風度翩翩，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規則。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給人的印象卻是“處處藐視外國規矩”。他諷刺西裝，說西裝袖子上的紐扣現在用來裝飾，其起源卻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領帶，更“妙不可言”，是為了便于讓人牽著脖子走、且面對牽著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這是骨子里的文人氣。他的同時代人不用“gentleman”來描述他，雖然他在“紳士”的故鄉劍橋大學拿過學位，又長期悠游于最重禮儀的外交界。更貼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與王室、首相相提并論者，乃名士；俗到與頑童罵架者，亦名士。
名士習慣于“見大人，則藐之”。當“駐美大使”，他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威爾（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弁而已。”
從前的學生祝賀他榮膺“駐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聲說：“別提了，是賠本兒生意！”
朱自清日記里提到葉公超，形容他“喜怒無常、狂狷耿介。和他相處，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歲月里，朋友們總是習慣“深埋進葉教授家舒適的沙發（清華最舒適的沙發），呷著葉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聽任葉教授把他有趣的談話不受節制地一直講下去”，他的談話“涉及太陽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陽之上的一些——百科全書的全部范圍”。
然而也有朋友嘗過辣椒的滋味。一次葉公超與友人談起某某英國詩人，葉取出其人詩集，翻出幾首代表作，要友人讀，說讀過之后再討論。友人倦極,拋卷而眠。葉公超竟大怒，順手撿起一本大書投擲過去。友人雖未頭破血出，卻也大驚失色。
葉公超晚年幽居臺灣，以書畫排遣寂寞，“怒寫竹，喜寫蘭”，只是，寫竹多于寫蘭。（摘自《民國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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