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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1974年初寫了一份‘御狀’，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編輯部，并請他們轉交李先念副總理。

老知青 資料圖

本文來源：人民網，作者：朱維毅，原題為：《“老上海”知青在兵團告御狀》

一紙御狀告到了李先念那里

“老高中”在兵團知青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和“文革”前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他們的特殊性不僅在于書本知識更多，還在于已經形成了自己思考和判斷事物的一套方法，帶著這一特征下鄉的人，行動上具有更多的主見。因此，在學歷普遍較低的北大荒人中，他們顯得更不好駕馭。

1師有一個北京“老高中”知青指導員告訴我：要把一個連隊帶好，你必須用好兩撥人，一撥是連里的排長，一撥是老高中知青。只要這兩撥人有了心氣，認同了連隊的管理，連里的人心才能穩定，活兒才能干好。

我在上海接觸了一些老高中的兵團知青。這些人當年因為年紀相對較大，被稱為“老上海”。幾十年過去后，和當年的小知青相比，“老上海”們今天在外形上普遍顯得更老一些，對歷史的評價也顯得更為理性，不大喜歡把自己的兵團經歷在“激情燃燒”和“蹉跎歲月”之間做簡單歸類。同時我也發現，兵團軍人的理想化教育在小知青身上產生了更多的影響，而對“老高中”們卻沒有催生出多少化合作用。

在談到在兵團的經歷時，“小上海”知青們喜歡談苦處，而“老上海”知青則喜歡談問題。前者的回憶帶有更多的青春感受，后者的回憶則帶有更多的政治印記。

5師的“老上海”陸建東在兵團是一個頗為特殊的“激情派”知青。人家跟著領導奮發向上，他對著領導滿懷斗志。而促使他和領導叫板的所有事由，都不與他的個人得失相關，他針對的是連隊領導人的作風和兵團的整體管理，而他采取的方式也很特殊：一次次越級呈交“御狀”。為此，他在50團5連得到了一個外號，叫作“老右派”。

“老右派”陸建東的故事，顯示出他鮮明的個性——認準一條路，就一定走到頭。

他說：“你問我‘老右派’的稱號是怎么來的？因為我要‘砍紅旗’！

“我們5連是整個5師的一面紅旗。當時兵團到處虧損，但我們5連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覺得主要還是我們連長孫貴有頭腦有辦法。他知道農業和副業要一起抓，養豬、養蜂、養雞、釀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們的指導員老郎（化名）不正派。這人是老職工，腦子好使，口才極佳，但作風敗壞，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屬隊的婦女都有兩性瓜葛。兵團在抓干部作風時，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導員的問題，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們的男朋友。說指導員把女知青帶到土豆窖邊上，推下去就欺負。我氣不過，寫了份檢舉材料，和另外兩個掌握全面情況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團政治處。”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773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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