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后，毛澤東即開始謀劃解決臺灣問題。在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也在準備著和平的一手。在朝鮮戰爭之后，由于美軍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被向后推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向轉移到了和平談判上來，并為此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建國前后，毛澤東籌劃以武力解放臺灣
中國共產黨關于解放臺灣問題的決心和計劃，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礎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臺灣之后，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解放臺灣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組建海軍、空軍，掌握制海權、制空權;第二步，盡快解放東南沿海各島，掃清外圍，建立攻臺前沿陣地;第三步，發起對臺全面作戰。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秘密來訪的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采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里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臺灣問題，他預見到了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范圍。毛澤東特別提出還要加上臺灣。應黨中央的要求，華東局提出了解放臺灣后的臺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舒同為中共臺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當時，臺灣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組建，并集中進行了有關臺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后來進攻臺灣沒有實現，這些人員轉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
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7月初，毛澤東與朱德討論了進攻臺灣的問題。他們認為：只要蘇聯援助我們幾十架飛機，掌握了制空權，解放軍就可以發起進攻臺灣的戰役。7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華東軍區的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1949年10月金門之戰的失敗，并沒有動搖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決心。黨中央研究后決定：1950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解放海南島、臺灣和西藏，肅清境內一切國民黨殘余力量。隨著1950年5月海南島的解放，人們普遍認為解放臺灣已為期不遠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臺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并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臺作戰準備。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匯報了解放臺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臺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臺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臺灣將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于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于發動攻擊后數周之內順利奪占臺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請注意，只說是打臺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并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臺灣的時間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臺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后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臺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臺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臺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毛澤東認為是該解決臺灣問題的時候了。10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說：“朝鮮停戰了，我們身上的擔子一下輕了很多……這兩年，我們那位在臺灣的蔣先生趁我們抗美援朝無暇他顧之際，仗著有‘山姆大叔’撐腰，很是興風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陸的美夢哩!我們現在已經可以騰出手來了，我看該集中力量去解決臺灣的問題了。”毛澤東要求大家“從現在起，就應該就此著手準備，要長治久安，不解放臺灣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電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后沒有及時提出‘解放臺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臺灣聯合宣言》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并批準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后，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臺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臺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臺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臺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臺灣的難度。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和途徑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劃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過多次談判。
1950年3月11日，毛澤東給尚在華南的張治中發出了《關于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給張治中的電報》，希望他“刻意經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布置沿途護衛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臺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于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并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
進入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內各項社會改革取得偉大成績，經濟建設已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人民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在臺灣，國民黨當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黨改”、“土改”工作，島內政局趨于穩定，民眾不希望看到新的戰爭發生。在國際上，朝鮮�；鸬靡跃S持，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的協議也已經達成;美國雖與臺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御條約》，但并不想過深地卷入與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臺灣，面對200多公里的臺灣海峽，如果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支持是不行的。特別是美國還橫在海峽兩岸之間干涉中國內政，成為解放臺灣最大的阻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將解放臺灣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看待。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從祖國統一的大計著想，毛澤東逐漸考慮在不改變武力攻打臺灣及附近島嶼的同時，探求其他解決辦法，并由周恩來在外交口尋找機會，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1954年7月，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指示加強對臺工作，以完成祖國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決定成立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臺工作。8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說：“在臺灣問題上，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臺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9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解放臺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解放臺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斗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斗爭是復雜的，因為這個斗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臺灣是我國的內政，要采取軍事斗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采取外交斗爭的方法”。“除了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后達到解放臺灣。”
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臺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臺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臺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盡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臺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贊譽。
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布和第一個公開提出并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斗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臺灣而奮斗》。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應采取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臺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無動于衷，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臺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了一篇呼吁祖國統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臺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盡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臺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爆發后，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并特別強調：海軍經過臺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在東引島一側，向臺灣軍艦發出信號，準備通過。臺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事緊哪!”當晚，臺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臺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后，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盡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于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臺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臺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臺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后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經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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