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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原了熱播電視劇《少帥》中郭松齡這個人物在歷史中的真實形象。隨著劇情的推進，劇中“中東路事件”一節，也值得蘭臺君與大家聊一聊。在劇中，“中東路事件”是蔣介石給缺乏政治經驗的張學良挖了一個坑，誘使張學良貿然挑戰蘇聯，為蔣介石火中取栗以至于損兵折將，而蔣介石事先允諾的援助全無兌現，結結實實給張學良上了一課。那么歷史上的“中東路事件”是蔣介石給張學良下的政治陷阱嗎？

中東路事件真的是張學良這個初出茅廬的政壇新手被老狐貍蔣介石坑了嗎？事實是，正好相反，挖坑的是張學良自己，急吼吼往坑里跳的還是張學良自己。

為什么這么說？我們來看歷史事實。

張學良反蘇步步升級 面見蔣介石前已確定回收中東路

《少帥》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很容易被忽略。1929年7月張學良第一次面見蔣介石之前（也是受到蔣介石鼓勵發動中東路事件之前），在前往面見蔣介石的火車上，張學良的幕僚王樹翰責怪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怎么能抄蘇聯住哈爾濱領事館。這實際上向觀眾透露了一個信息，張學良的奉系集團與蘇聯的交惡并非由中東路事件突然開始。

事實上，張學良繼承其父張作霖的反蘇政策，早就開始一步步與蘇交惡。

早在張學良剛剛接手東北政權的1928年，還在12月29日“東北易幟”之前，他就開始了對蘇行動，。

1928年12月24日，張學良命令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強行接收中東路電話局。這時，還不存在他要接受南京國民政府命令的問題。

東北易幟之后，張學良更有計劃地使事件一步步升級。1929年3月1日，張學良又命令中東路督辦呂榮寰，向中東路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提出收回中方在中東路應得權益的一系列要求，其主要部分都被蘇方拒絕。

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特警處受命搜查了蘇聯駐哈總領事館，逮捕總領事以下官員39人，這就是劇中為王樹翰詬病不已的抄蘇聯住哈爾濱領事館事件

其后，張學良更按照事先制定的計劃，加快了強制收回中東路的步伐。

1929年6月6日，張學良致東省特區長官張景惠及中東路路督辦呂榮寰電，布置他們：

“上月兩公臨行曾議定對東路施行步驟，進行如何，未敢催促。蘇領館事發生后，則我原定辦法，自宜同時進行。良意對內兩公須將意見交換，謀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針去做，且需極端機密，非重要僚屬，不使參預……對外則東路仍本協定精神，要求履行，繼續以前經過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辦法，則我方須利用此時機出以嚴厲之手段，解散職工會，封閉蘇俄所設商號，其余檢查電信，限制居民，驅逐不良分子，皆將次第施行，務達我方所希望而后已。”

可見張學良及奉系集團在1929年5月份即已議定收回中東路的步驟，有所謂“原定辦法”，“一定方針”，這個方針是張學良和奉系集團自行決定的，而不是由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指令”或“挑起”的。

而這個時候，南京方面還在向張學良發電報征詢如果中蘇交惡、東北是否足資抵御，以便開會決定對蘇大計。更談不上蔣介石鼓勵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件了（此事還在兩個月后的7月）。而此時張學良已發出讓張景惠等“以嚴厲之手段”“同時進行”的命令，并表示由他“力肩”可能的后果。這個責任可推不到蔣介石頭上去。

收回中東路是張學良奉系集團早已全盤策劃好的

從張學良身邊的幕僚和下屬后來的回憶看，也都承認“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和奉系集團自己策劃和決定施行的。

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后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的王家楨（就是劇中在專列上被王樹翰責備并為張學良開脫者）直接指稱“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手下的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東省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秘書鄒尚友挑起的。

王家楨回憶：“在張景惠手下辦理對俄外交的，有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中東鐵路理事鄒尚友、李紹庚等，他們全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張國忱有一個白俄顧問是帝俄時代的將軍，名叫托瑪舍夫斯基，他向張國忱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于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于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發難，共產黨必倒臺。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國忱、鄒尚友這幫人，本來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們正想擠掉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由張國忱取而代之……張國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顧問的建議，就和張景惠商量作了決定。”

王家楨回憶中的當事人張國忱的回憶則既承認了他自己及鄒尚友、也提到了呂榮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張國忱回憶：“1929年秋，我在哈爾濱教育廳廳長任內曾建議張學良以武力接收東路，經沈陽東北政委會討論通過，責成呂榮寰執行……釀成事件。……這時張的左右（大部分為新派）一談到東路問題，都認為除斷然強制接收外別無良策。”

張國忱等按照張學良的授意，一步一步從蘇聯人手中“強制接收”了哈爾濱文物研究會、哈爾濱氣象臺、哈爾濱自動電話局、驅逐教育廳蘇聯科長菲利博維赤出境；直至“五二七”（查抄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事件。

張國忱回憶：“1929年秋，張召開東北政委會……事先鄒尚友以沈哈長途電話一再催促我趕快把計劃作好提出……我當時即草擬了解決東路問題建議一件，寄給張學良，該建議內容大致為：1、茲因蘇方對東鐵問題一再拖延不肯讓步，應限期迫令蘇方同意簽字，實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項以達到徹底解決；2、屆期如不同意，則逮捕其鐵路局長，并利用前被蘇方開除的白黨路員強制接收；3、發動以前，應在東路沿線妥為布防，如有其事地嚴肅對待……果然，政委會通過了這個建議，決定由呂榮寰回哈執行。”

張國忱還回憶：呂榮寰“在教育廳接收了文物研究會后，他業已開始準備他的接收計劃。”因事關重大，他正在遲疑間，即聽到與張國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動比較，“鐵路當局懦弱無能”、將被撤換的說法，“他感覺到與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險……他就在這種邏輯支配下，毅然把強制接收東路提案送到沈陽。”“呂榮寰和張景惠（他兩都是參加東北政務委員會去開會的）由沈回哈，呂榮寰一下車就興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強制接收東路提案已完全通過，且決定由他全權執行。”“呂榮寰回哈后，即閉門部署，除與張景惠經常碰頭外，他沒有與別人交換過意見。”

可見，事實是，事前張國忱、呂榮寰都向張學良提交過強制收回中東路的議案，并在東北政務委員會（5月份的一次會議）上獲得通過，決定由呂榮寰、張景惠負責執行。這期間并沒有經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

6月6日，張學良又打電報給張景惠、呂榮寰，告訴他們可以行動了，這比6月26日鐘毓向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報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張學良、蔣介石第一次見面早了一個月。

由此可見，中東路事件，張學良及張景惠、呂榮寰是主要決策者，張景惠、呂榮寰、張國忱、鄒尚友等人是促使張學良下決心的幾個主要人物。這完全是張學良和奉系集團的內部決策和單方面運作。在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介入前已經成為定策，說白了，這是張學良自己挖的坑，自己急著往里跳。

蔣介石在中東路事件中的角色：樂見其成 推波助瀾

那么，蔣介石在“中東路事件”中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從歷史上看，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支持、鼓勵的態度，在外交上配合東北張學良集團采取了極其強硬的態度，使事件向更為嚴重的方向發展。這也符合南京政府將在關內與蘇決裂的方針擴展至東北的意愿，而這個態度和行動都由張學良和奉系集團主動提出，可說是正中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下懷。

因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當時采取的是革命外交，如果蔣在當時能直接控制東北，他對中東路做的將和張學良一樣。

后來成為著名國際法專家的周鯁生當時力推“革命外交”，他總結革命外交的“要義”：第一是“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則”。必要的時候“對于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紛雜的不平等關系。第二是“利用民眾勢力”。革命外交必以民眾勢力為基礎，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沖。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動的，攻勢的”。具體言之，就是對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風”和“小題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觸動列強的既得權利和地位。中國今日所需不是紳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換言之，就是無視一切被視為“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和承諾，無視其到期與否，直接將之廢除或不予承認，強迫原條約國家重新談判訂立國人認為平等的新條約。這正是張學良在中東路事件中所作的。而在蔣介石，這已經是慣例了。在北伐過程中，國民政府收回了海關附加稅權力，派兵強行收回了九江和漢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強接受對關稅主權的談判。

所以，張學良以“革命外交”的手段對付蘇聯發動“中東路事件”，對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來說，是積極靠攏中央，他們樂見其成。至于說蔣介石試圖利用蘇聯削弱張學良勢力，那恐怕當時蔣介石都沒想到這一步。在事件中，對于蘇聯的抗議和威脅，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的認識都是蘇聯不會動手，“俄國絕不輕用兵，絕不至有戰事，東北無大顧慮”。蔣介石甚至在日記中還寫下“此彼（蘇聯）之恫嚇慣技也，余惟一笑置之”。

可見張學良和蔣介石對于外交和國際事務了解之貧弱，“中東路事件”中兩人搭檔，可用古人一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來形容。

而劇中稱蔣介石事先許諾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萬，撥幾百萬元軍費不成問題，但事變發生后卻不兌現，這個情節是不符合史實的。

張學良奉系作為割據東北的軍閥集團，名義上聽從中央指揮，但要南京國民政府派兵10萬進入東北，則是奉系集團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中東路事變”發生后中央軍不可能實際增援東北——如果中央軍有所行動，張學良反倒會擔心是否蔣介石利用這一機會試圖吞并奉系。

事實上事變發生后，南京方面曾明言已準備數萬軍隊隨時可以出關——蔣介石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有這一步了。

而蔣介石許諾的軍費，卻是支付的。“中東路事件”中南京國民政府向張學良提供了200萬元軍費，因此說蔣介石開空頭支票不支援東北是不符合史實的。

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件”之因：不自量力想對日本立威

張學良為什么要發動“中東路事件”，對于這個問題，除了有張學良延續其父張作霖的反蘇政策外，和張學良自己也有著很大的關系。

顧維鈞回憶“中東路事件”時揭示了一些張學良的動機。他回憶：“少帥深信他的情報人員的報告，這些人把蘇俄內部描寫成為困難重重。少帥不斷對端納講，這是中國對俄國過去在滿洲的不義行徑報仇的機會。他確信會有出頭之日。”“很明顯，他只想到了一個結局，就是在武裝沖突中徹底獲勝，而沒有想到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

同時顧維鈞也承認：“南京在沈陽的對俄政策上是否起過作用是個疑問。實權集中掌握在少帥和他在滿洲的同事手里。”

顧維鈞提到了張學良濃濃的“國仇”和“復仇”情懷——“少帥不斷對端納講，這是中國對俄國過去在滿洲的不義行徑報仇的機會。他確信會有出頭之日。”這也符合張學良年少氣盛的實際。

最重要的，是張學良自己的回憶，他是這么回憶當初自己做出發動“中東路事件”決策的。

張學良在回答采訪提問時說：“那后來有了所謂‘中東路事件’。中東〔路〕這件事，你那天問我是誰挑釁，換句話，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

但為何會選擇挑釁強大得多的蘇聯，張學良如此回憶：“那時候，可以說是我大膽的作風。當時我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個字的自評可謂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張學良是個什么樣的心態。也就是說，當時的張學良根本對日本、蘇聯有多強，自己的東北軍有多孱弱沒有一點概念，才會生出這樣的妄想。

而在張學良心中，挑釁蘇聯還有更深層的意思，他回憶：“我怎么會跟俄國……因為那時我看，日本我們自己打不敗了，所以我的目標是要跟俄國打……我就想站起來……也是對日本一個表示，我敢打。”

除了年少輕狂不自量力的中二，實在無法找到別的詞匯形容當時的張學良，這當然也與蔣介石的“設計”無關了——他們倆的癥狀實在相似。

因此，“中東路事件”并非蔣介石推張學良入火坑，而是張學良自己挖了坑點著火自己往里跳，而蔣介石則是一邊鼓勵一邊大喊“同志跳得好”。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894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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