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決策”前后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來親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迅速發至全黨、全軍、全國。這時的鄧小平,已是集黨政軍三要職于一身,開始全面參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幾乎就在中央文件下達的同時,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現,幾個月里一直不茍言笑的周恩來,這幾天就像是變了1個人。
然而,1974年從一開始就是不平靜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中提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1個組成部分”。由此發出了“批林”也要聯系“批孔”的信號。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澤東,建議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18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繼而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嗎?人們記得: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過程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意欲將批林斗爭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從中作梗,才使得批林運動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過是江青等人為“聯系現實斗爭”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之前,江青就借要“評法批儒”,試圖把所謂“儒法斗爭”內容塞入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中。結果被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張。
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來批一通,才能將死于2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這一彌天大謊,恰恰是“四人幫”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自居,頤指氣使,動輒訓人,無限上綱,置到會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他們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系的“實際”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謂“走后門”問題,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門”。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企圖利用群眾對“走后門”的不滿,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許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幫”一伙的矛頭,最終是對準周恩來的。
就在“一·二五”大會前后,江青等人還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們以個人名義向軍隊系統大量寫信、送“材料”,還勒令《解放軍報》?瘮翟拢谲妰却蟾“放火燒荒”;他們圍剿《三上桃峰》等劇目,批所謂“黑畫”,批紀錄片《中國》,以“回擊文藝黑線復辟”;
他們一手制造了“馬振撫公社中學逼死女生”、“黃帥駁‘王亞卓’”、“北京永樂中學學生被逼跳樓”等事件,以“證實”“教育黑線回潮”;
他們無中生有地編造出所謂“蝸牛事件”,以“證明”國務院領導人批準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系的“實際”。無怪乎當時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說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再現。
這時的周恩來,正值癌癥發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1月下旬起,他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尚需配合以恢復、休息。但在“四人幫”一次次進攻面前,周恩來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會不聞不問地表示沉默。他此時的一樁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須有1個人能夠取代他現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爭中同“四人幫”一伙繼續周旋、抗衡。
周恩來思慮已久的這個能夠接替他的人,便是鄧小平。
周恩來清楚,鄧小平剛剛恢復黨政軍職務不久,必須抓緊時機,安排好鄧的實際權力,并創造一切條件,為鄧小平提高聲望,擴大他在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因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難回到工作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等參加的中央軍委5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及緊急作戰事項。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之后,政治局會議又正式向毛澤東提出這一建議,得到毛的贊同。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
對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會前后搞的“三箭齊發”(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門”)的陰謀,周恩來早就深諳其意。2月初,他親筆致信毛澤東,闡明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提出:如運動中只研究“走后門”1個問題,就太狹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對“走后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在這之前,葉劍英也向毛澤東反映了這一問題。不久,毛澤東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的做法是“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同時,毛還制止下發“四人幫”一伙在“一·二五”大會上的發言稿,阻止了他們欲將矛頭對準一大批老干部的陰謀。
江青等人在頭一回合的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罷休。同年3月,在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人選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公開把目標指向鄧小平,以種種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實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并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的建議。這是自鄧小平復職后,“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鄧小平發難。
由于江青的反對,政治局第一次討論議而未決。第二天,周恩來不顧江青阻撓,提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將該件送毛澤東及各政治局成員傳閱。江青見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須撤回其原報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討論出席聯大會議人選時,由于周恩來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鬧政治局。會后,毛澤東得知江青表現,甚為不滿。他寫信告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迫使江青收斂氣焰。
這樣,周恩來又贏得同“四人幫”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的勝利。
實踐表明,鄧小平此次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無論從國內或國際方面看,都意義重大。它對于迅速提高剛復職不久的鄧小平的威望,鞏固和加強他已經取得的中央領導工作的地位,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為此,周恩來對鄧小平這次出行亦給予高度重視。對飛行安全問題,他親自過問、把關,不容有絲毫疏忽。
行前,周恩來多次召集民航等有關部門開會,反復研究飛行方案,對許多技術細節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負責此次飛行任務的機組人員建議,為確保航線暢通,預先可安排東、西兩線同時試飛。這樣,屆時如果一條航線因故不能飛,還可以走另一條航線。當機組人員提出過去從未飛過西線,困難較大時,周恩來再給他們出主意:“你們可以找法國航空公司駐京辦事處,請他們幫助解決。”經聯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試飛所需各種資料,并主動派出領航員跟機協助。在周恩來精心指導下,東、西兩線均試航成功,鄧小平出國的時間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3月底,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小平同志出國一事,已從各方面加強布置。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儀式,以壯行色。獲準后,周恩來又告訴民航負責人和有關部門:“鄧小平同志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大會,我們要為他圓滿完成任務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為他鋪上紅地毯。”這是當時中國外交禮儀上的最高規格。
4月6日清晨7時許,周恩來雖通宵未眠,卻精神抖擻,毫無倦意,驅車親往首都機場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機場上彩旗飄揚,數千名群眾身著鮮艷服裝,載歌載舞,熱烈歡送。
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及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鄧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鄧小平率團載譽而歸。周恩來再度赴機場并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為老戰友“接風洗塵”。此時此刻,只有負責周恩來保健的少數幾位醫生知道,1個多月里,周恩來一直是在抱病操勞,以致不得不一再推遲自己住院治療的日期。3月中旬,當周恩來每日便血達100毫升時,他才接受醫生建議,前往醫院進行全面檢查,被確診是癌癥復發。但這時周恩來仍表示還不能馬上住院治療。在這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工作仍達十幾個小時,甚至夜以繼日,超負荷運轉。
有關周恩來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直至周恩來去世數年之后,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作了“透露”。她說:在那段時間里,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終于不勝其勞,心力交瘁,住進離中南海不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接受治療。這時,江青一伙以為時機又到,不遺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黨內大儒”的一股股惡浪。
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連續接見“梁效”寫作班子成員,在談話中,竭力宣揚所謂“現代的儒法斗爭”。江青提出:“歷史上的儒法斗爭一直貫穿到現在,即復辟與反復辟、前進與倒退的斗爭;現在也有,不能說沒有。”又說:“現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現代的儒,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不然,不會搞這么大的運動。”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廠、農村和部隊,繼續散布“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的論調,極其露骨地影射、攻擊周恩來。
就在“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機大肆進行“批周公”的陰謀活動之際,因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病準備赴外地休養的毛澤東,于7月17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在醫院的周恩來也抱病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當頭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設兩個工廠,1個叫鋼鐵工廠,1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并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還嚴厲批評江青:“你也是難改呢。”毛澤東當著全體到會的政治局委員鄭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高層指出“四人幫”的問題,并實際上已點明,這個幫派的頭目即江青。
毛澤東此時嚴厲批評、警告“四人幫”一伙,表明他對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來所作所為的極端不滿,亦是對“四人幫”的一次沉重打擊。懾于毛澤東的警誡,從7月中旬至9月底,江青等人攻擊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活動稍有收斂,但他們仍在喘息中窺測方向,等待時機,以求一逞。
9月29日,經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準,黨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這個在當時條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幫”一伙極不情愿看到的。因為這又意味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9月30日,周恩來抱病來到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建國25周年盛大招待會,受到在場近5000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周恩來所致簡短的祝酒詞,竟被全場雷鳴般的掌聲打斷好幾次。人們對自己總理所表達的發自內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對“四人幫”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齷齪行徑的有力回擊。
10月4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作出的這個重要決定,成為鄧小平即將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的最具體、最有效的步驟。
同林彪一伙一樣,權欲熏心的江青集團,早就在打四屆人大的主意了。他們明白,現在已經到了“組閣”的關鍵時刻。這時,他們的“對手”不僅有周恩來,而且又添了1個鄧小平。必須用一切手段打敗“對手”,抓住“組閣”的大權。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澤東人事安排意見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趕到醫院,向剛接待完外賓尚未恢復疲勞的周恩來一連串地提出她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軍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實際上是想在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全面開始之前,搞“先入為主”和“先發制人”。病中的周恩來這時雖然身體虛弱,卻頭腦清楚。他以極大的克制和耐心與江青周旋了整整兩個鐘頭,對所有實質性問題未作一字表態,實際上是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一無所獲,敗興而歸。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權利!”借以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
此時江青還不知道,就在她趕到醫院之前,鄧小平已經同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談話。兩天之后,鄧小平又再次與周恩來在病室長談。自然,兩位老戰友談的是有關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問題。
1974年10月11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在近期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與此同時,有關四屆人大由誰來“組閣”的斗爭,也一天天明朗、尖銳。
10月13日,正到處尋機發難的江青從《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有關“風慶輪事件”的報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的內容。江青如獲至寶,揮筆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個部?”“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又稱:“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緊隨其后,異口同聲地提出這件事是“路線問題”,要求國務院、交通部抓住此事進行所謂“路線教育”。
與“四人幫”大段大段橫加指責、上“綱”上“線”的批語形成鮮明對照,鄧小平僅在這份材料上畫了個圈,而周恩來后來也只在江青派人專送的傳閱件上批了“已閱”兩個字。兩位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對江青一伙的無理取鬧均不屑一顧。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等人聯合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他們把所謂“風慶輪事件”定性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的1個典型,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
會上,江青首先站起來質問鄧小平:“對這件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或者想站在中間立場上?你要表明態度。”
對江青一伙的這種慣用伎倆,鄧小平過去已碰見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來表示“態度”,而這一次,江青那種驕橫無理、惟我獨尊的腔調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鄧小平逼視對手,嚴詞回擊道:“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不能搞強加于人,一定要贊成你們的意見!”
這是鄧小平自1973年復出以來,第一次公開“頂撞”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對此,江青頗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會兒,才突然明白過來。在一陣撒潑之后,又用潑婦式的語言攻擊、謾罵鄧小平。
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起身,退出會場。這時,在一旁靜觀事態的張春橋望著鄧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說道:“早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
當夜,“四人幫”在江青處碰頭。經過一番策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正在那里養病的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
第二天,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擅自飛往長沙。下午,剛抵長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們幾個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匆匆向毛澤東作“匯報”。他說,昨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風慶”輪這件事,江青同志與鄧小平同志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磥磬囘是在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那樣大的情緒,可能和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事有關。王洪文又說:我這次來這里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著危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恩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里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他們來往這樣頻繁,一定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應當說,在毛澤東剛批評過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動后不久,“四人幫”又舊病復發,千里迢迢派人狀告周恩來、鄧小平,確實是一次極不尋常之舉。他們矛頭所指已不僅僅是鄧小平,而是還包括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支持鄧小平的老一輩革命家。
這樣,在“風慶輪事件”及其實質——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上,便出現老一輩革命家與夢想“改朝換代”的江青一伙“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局面。
聽了王洪文的“匯報”后,毛澤東當即對王進行嚴厲批評,指出:有意見當面談,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又說:你回去后,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當他們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將隨鄧小平陪外賓去長沙見毛澤東后,便迫不及待地兩次召見王、唐二人,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甚至誣告鄧小平“大鬧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鄧小平即將飛赴長沙之前,王海容、唐聞生連夜趕到305醫院,向周恩來報告了江青的圖謀。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風慶輪事件’并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他又說,對這件事還要繼續做些工作,慢慢解決問題。
原來,在17日政治局會議之后,周恩來已從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的談話中了解了事情的經過。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擊的所謂“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問題,不僅是對鄧小平,也完全是沖著自己來的。幾年前,正是經他批準,適當購進了一些外國船只。“四人幫”在這個問題上借題發揮,胡攪蠻纏,真是太過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二人隨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毛澤東會見外賓之后,王、唐向毛匯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顒樱瑫r,轉述了周恩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聽罷十分惱火。他把這件事同兩天前王洪文“告狀”的舉動聯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為非同一般。他告訴王、唐二人:“‘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決,可江青還這么鬧,這么搞很不對頭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還要視總理病情而定。他還要求告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東西。最后,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江青一伙做夢也不曾想到,他們精心策劃的在政治局發難和赴長沙告狀的結果,竟是鄧小平一再升職,重權在握!
王洪文自長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內便數次同周恩來談話,其間,自然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對參與“四人幫”宗派活動作些“檢討”。
與此同時,王海容、唐聞生也頻繁出入305醫院,向周恩來轉達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周恩來聽罷備覺欣慰。
11月初,周恩來在病室伏案疾書,向在長沙的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各項準備工作情況,表示:堅決擁護和執行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的指示。并告:我的身體情況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開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
周恩來還在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表示:衷心擁護毛主席的指示,要繼續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從10月底至11月中旬這段時間里,305醫院門前車水馬龍,來客不斷。周恩來簡直是將西花廳的辦公室、會客室、會議廳統統“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外賓再赴長沙,會見毛澤東。當天下午,毛澤東向鄧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風波”,對鄧小平公開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贊賞,高聲說道:“你開了1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你!”又說:“她(指江青)強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
鄧答道:“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來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澤東興奮地點頭:“這個好!”
談話中,鄧小平又表示:“最近關于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么意見了。但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澤東笑道:“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
最后,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紤]到周恩來身體的承受能力,他要求報告稿不便太長,只三五千字即可。鄧小平當即應諾下毛澤東的重托。
同日,對江青已極度不滿的毛澤東,提筆在江青寫來的一封信繼續要求“組閣”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1個月內,毛澤東已數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發出警告,但這些都未能改變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澤東的批評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復信毛澤東,名為“檢討”,實為伸手要官。她寫道:“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地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地一分為二地分析。”接下來,她揭去偽裝,露出“崢嶸”:“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對此,毛澤東毫不讓步,他一針見血地批道:“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不久,毛澤東又針對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組閣”意見給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這時,離四屆人大開幕時間已不到1個月了。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真可以說是多災多難,開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為在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上設國家主席(實際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曾大鬧當年的廬山會議。四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準四屆人大的時機,不擇手段地陰謀由他們來“組閣”。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不除,才真是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1974年12月間,在這關系到由誰來掌握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關鍵時刻,周恩來不顧自己頻繁做治療手術、體質每況愈下的不利狀況,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毅然擔當起籌備召開四屆人大這一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歷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審閱出席四屆人大代表名額的分配名單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議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額。隨即,他又審閱、修改了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并予以批準。
在最關鍵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周恩來更是反復斟酌,煞費苦心。針對“四人幫”一伙竭力要把他們選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的情況,周恩來約鄧小平、李先念等多次進行研究,商量對策。最后確定,教育部關系重大,不能讓步,應以周榮鑫掌管為宜;而文化部、體委則可作些妥協,以封住“四人幫”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來在醫院里同鄧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單獨談話,定下有關四屆人大的各項重要方案。至此,歷經幾度風雨、幾度春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全部就緒。
12月23日中午,周恩來準備離開305醫院,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行前,醫務人員再次發現他便中潛血,應立即進行檢查治療。這時,一直參與周恩來治療工作的葉劍英經慎重考慮后,代表幾位老同志表示: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暫不能提這件事。他要求隨同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必須盡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證周恩來往返途中和在長沙時的絕對安全。
當天,周恩來和同往的王洪文飛抵長沙。在湖南省委九所賓館6號樓會議室內,周恩來、王洪文與毛澤東會面。一見面,毛澤東便請周恩來坐到自己身邊,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周恩來一一作了回答。
從23日至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連續進行了四次談話。鑒于江青一伙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一次次的幫派活動,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四人幫”這個提法。毛澤東還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告誡王洪文:“我幾次勸你,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總是聽不進去!這一次,你既然來了,就多住幾天,好好想一想,寫個書面檢查。”
在嚴詞批評“四人幫”的同時,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說:“他(指鄧)政治思想強。”毛澤東邊說邊用手指指腦袋,“Politics(英語‘政治’)比他強。”毛澤東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沒有鄧小平強。”
為強調言中之意,毛澤東抓起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下1個很大的“強”字。周恩來見狀,十分贊同地重重地點頭。在場的王洪文此時不僅尷尬,且十分緊張。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談話中,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根據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時,毛澤東再次明確表示:“就這樣。讓小平同志做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說著,他又在紙上寫下“人才難”3個字。周恩來深解其意,脫口說道:“人才難得。”毛澤東含笑擱筆。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并關照周恩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后,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再次鄭重地點頭。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生日。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參觀”,自己與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來共同審定了四屆人大會議上的各項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遠影響的“長沙決策”。
半個月之后,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新的國務院領導核心,“長沙決策”得以實現。至此,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夢寐以求的“組閣”陰謀徹底破產.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915408.html
相關閱讀:1936年蔣介石憑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內戰危機?
揭秘:武昌起義前孫中山領導的十次武裝起義
吳鐵城怎么死的?吳鐵城因何事失去蔣介石信任
解密拜倒在東洋女間諜“石榴裙”下的民國高官
揭秘: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與袁世凱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