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對外大傳播》刊登了《懷念敬愛的母親王作民》、《我的中國同事——陳休征》、《懷念與希望——送別愛老歸來》等文章，讀者紛紛來信，表達了他們的感受，認為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顆顆閃亮的珍珠，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潤澤。

中國有句古語叫"溫故而知新"，我們回憶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歷史來桎梏今天的思想。我們開辦《歷史回廊》欄目，其目的是通過探尋中國新聞路上前人的足跡，為我們今天的外宣事業找到更清晰的路標。在此，本專欄誠邀廣大外宣工作者撥冗撰稿或提供線索和信息。

本期選載楊正泉的《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后》一文，系選自作者的《我與廣播》一書。楊正泉，1940年出生，1964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畢業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先后做過編輯、記者、國際部副主任、主任、總編室主任，臺長助理、副臺長、臺長。1993年4月，奉調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F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

《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后》一文，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30年，但今天讀來仍覺新鮮。今年正值毛澤東逝世30周年，本刊特刊出此文，以作紀念。分兩期刊出，請讀者注意。本期刊出的是下篇。

臨終囑咐播出"按既定方針辦"

9月16日的《新聞報摘》節目中，播出了"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驚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們自然在思考和急切關注著毛主席有沒有留下遺囑？會留下什么樣的遺囑？這是關系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7天過去了，毫無信息，突然發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石破天驚，也就不難理解了。但當時也有人暗自思忖：為什么不說是"遺囑"？這算不算"遺囑"？"永遠按既定方針辦，這符合毛主席一貫倡導的唯物辯證法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嗎？"

當時，姚文元對播出這篇社論費盡了心機。播出的時間，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點，中央臺的記錄新聞已經作了預告，讓各地到時抄收。后來，姚文元直接打電話，變動了三次播出時間，最后還是決定改在第二天的《新聞報摘》中播出。對此，大家有議論。姚文元打電話說："深夜廣播大家都休息了，聽不好。""社論還是明天早晨廣播。我這樣決定是正確的。"當時，對姚文元為什么要安排在早晨聽眾最多的時間，搶在追悼大會的前兩天播出"按既定方針辦"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幫"后，才真相大白。事實上，在治喪活動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布置"組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凡有這類稿子，陸續發"。

這一社論，在當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從此，張春橋、姚文元反復強調要多宣傳"按既定方針辦"。18日，他們說："國慶報道要強調主席指示我們的'按既定方針辦'。"19日，他們說："處理各省市追悼會上負責人的講話、表態，不要怕重復，重復的都要寫進去，'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30日，姚文元在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說："摘發言內容時，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針辦'摘進去。"30日，張春橋說："告人民書、社論、悼詞等一系列文件，對當前國內外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都已經說清楚了，簡單地說就是'按既定方針辦'。"從此，"按既定方針辦"出現在各類稿件和節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臺轉播追悼大會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中說："9月18日北京時間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公告》明確規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轉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追悼大會的實況，全國各機關、部隊、廠礦、企業、商店、人民公社、學校、街道等一切基層組織，都要組織群眾收聽、收看，進行追悼。"

《公告》說："全國縣以上地區，要在9月18日下午3時召開有工農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參加的追悼會，先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然后，由本地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致悼詞。"轉播追悼大會，這是中央交給中央臺的任務，是全國人民的心愿，是中央臺義不容辭的責任，毫無疑問，必須千方百計轉播好追悼大會的實況。

我上小學時就喊"毛主席萬歲"！哪里想到，組織和指揮這場轉播的重任竟會落在了我的肩上，臺領導讓我全面負責。一方面要組織安排好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又必須集中精力準備追悼大會的轉播。過去，雖然組織指揮過重大會議、節日游行、文體活動的實況轉播，可這種轉播卻從未有過，我深知這副擔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遲意味著什么，何況又剛剛發生了播出的嚴重差錯呢！悲痛、緊張、擔心，讓人透不過氣來。

必須全力以赴轉播好，必須萬無一失轉播好！準備工作的每一環節都是過細的，幾種設想，幾套方案，幾手準備，必須考慮到種種可能出現的情況而采取相應的對策。從開始制定預案到最后定案，這中間的變化與反復就不說了，只是記錄下最后確定的方案。

一、轉播時間、并機與報時

18日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中央臺、北京電視臺提前10分鐘轉播，于2點50分開始。

中央臺第一、二套節目和對臺灣廣播并機轉播。為確保準時安全播出，避免臨時并機出故障，留了一個非常大的安全系數，第一、第二套節目于中午12點開始并機，對臺灣廣播下午2點并機，對并機后的節目時間精心計算、精心安排，到3點以前的50分鐘節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轉播開始前靜場30秒，形成一種氣氛。

報時，在平時不成什么問題，這一次卻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豆�告》中明確規定"在北京時間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屆時全國各地的群眾默哀3分鐘，有汽笛的工廠、單位鳴笛3分鐘致。這個下午3時，是以中央臺的報時為準的，準確報時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絲毫疏忽不得。各位聽眾和讀者都很熟悉，平時中央臺的報時是這樣的：提前10秒鐘響報時訊號，共響6下，以最后一響為準，接著出播音員的聲音："剛才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若是過了12點，例如下午3點鐘，就報"15點整"。為保持與《公告》"下午3時"的提法一致，使大家聽了好記，這一天中央臺的報時從中午以后便改為"剛才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下午一點整"，那么，原來"15點"也就是"下午3點整"了。

不只如此，過去報時訊號播音員的聲音比較高亢，為了與整個治喪氣氛和群眾情緒相協調，改為低沉的男聲，專門反復錄音、制作。當錄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播音員的報時是在最后一響之后，當最后一響響過之后，宣布追悼大會開始，各地開始默哀、鳴笛，播音員的聲音與之重疊，氣氛不和諧，也不夠嚴肅。怎么辦？最后請示決定只出訊號，不出播音員報時聲音。

事情到此并未結束。在舉行追悼大會的前一天，突然聽到了北京電報大樓在追悼大會這一天也要報時的消息，也是為了執行《公告》的規定，可是與中央臺的報時發生了矛盾。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臺的報時是以最后一響為準的，細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電報大樓的報時是以"第一響"為準的，第一響之后還有一段《東方紅》樂曲。兩種報時訊號的時間差，外地聽眾不知曉，可北京市內清晰可聞，以誰家為準？面對這種情況，自然中央臺不能說只準自己報，一紙緊急報告送到主管領導汪東興的手中，他決定并通知電報大樓停止下午的報時，以中央臺報時為準。

更難的問題是報時訊號會不會與宣布追悼大會開始相重疊。追悼大會下午3時開始，而宣布開始必須是緊接報時訊號的最后一響之后，宣布早了或晚了都會引起全國行動的不統一�？墒�，中央臺不能指揮大會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聯系，達成默契？后來找到一種辦法，借一臺收音機給大會主持人，讓他聽到報時訊號最后一響后開始。大會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會以后，他沒有及時送還借走的收音機，粉碎"四人幫"之后，借送收音機一事作為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進行了清查，說明了事。這是后話。

在討論報時的過程中，也曾經考慮過是否取消下午3時的報時，以宣布追悼大會開始為準。但這樣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會有人問"中央臺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不報時呢"？須知，那是個容易上綱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問題。故將此方案作罷。誰能想到本來司空見慣的"報時"竟引發出這么多問題，這么多難題，帶來這么多復雜的關系。

二、如何報領導人名單

許多聽眾和讀者可能不太注意這件事，可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極強的事，也是件困難而復雜的事，時政記者最為此傷腦筋，尤其是在動亂的"文革"之中，名單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氣候的晴雨表。

報名單常有兩種做法：一曰小名單，二曰大名單。小名單，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通常還包括幾高幾副，人員和排列次序都比較穩定。大名單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各部委主要領導人、社會知名人士等，有時候視需要有所變動或增減。大名單很大，常有幾百人之多。報大名單表明規模大、規格高、隆重，象征大團結，具有廣泛性等意義。也有時候，為了報道人事的變動、增減，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規格又不在小名單之內，更不便于單獨報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單，把其包括在內。是播小名單，還是播大名單，都要請示決定。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毫無疑問應該報大名單。但是，從開始轉播到大會開始中間的10分鐘內報道，顯然不可能，一是容納不下，二是人員到會有先后，也可能有人臨時來不了，很難一一核準，只能先報小名單。小名單也有39人（大名單近700人），到下午3時前，來了的就報，未來的不報，等大會結束時再完整地報一遍小名單，大名單留待播出大會的消息時再報。上級批準了這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