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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為數不少的作家在文人心態和意趣的揮灑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社會下層普通勞動者歷史命運和現實生存的關注與描寫，并因此而導致了在新的社會矛盾面前的回避與缺席，這是近來散文創作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
②縱觀中國散文史，西方式的人道主義精神或許相對稀薄，但發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對社會下層廣大勞動人民的關注、同情乃至贊美，卻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從晁錯的《論貴粟疏》至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再到鄭板橋的《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一直到魯迅的《一件小事》、巴金的《一個女傭》，屬于不同時代，擁有不同思想的作家們，都在一方面亮出了靈魂中的至善。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廣大勞動人民命運的改變和地位的提高，眾多作家更是在他們身上投注了空前充沛的熱情和異常飽滿的筆墨。顯而易見，對于這樣一種散文傳統，如果我們不做過于偏執和絕對的理解，那么就應當承認，它為中國散文增添了難能可貴的人民性，并藉此而將散文同最廣大的讀者長久地、跨時空地聯系在了一起。
③毋庸諱言，歷史走到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沖突已經不復存在；政治的、經濟的利益關系及至整個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復雜；人們整體的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面對那些情形，文學，特別是文學中極具個體精神與情感色彩的散文，還要不要堅持和強調對普通勞動者的關注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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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個中理由也并不出常識和經驗面：迄今為止，經歷著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依然是普通勞動者占據著人口絕大多數，而這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在因為注重效率而難免忽視公平的歷史進程中，分明又一次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正面臨著種種困惑與艱難，承受著遠比其他階層和團體大得多的生存壓力……他們需要各方面的關懷，其中自然包括散文家道義的支持與心靈的撫慰。
④然而，近些來的散文創作卻在這一方面陷入了大面積的失語狀態。在我們的視線之內，盡管還有張承志、梁曉聲、肖復興等作家，不時捧出一些閃耀著平民之光的散文篇章，但更多的散文家，特別是其中的職業和準職業寫作者，卻隨著生存條件的改觀和文學環境的寬松，而逐漸沉溺于文人角色的自戀與自賞，滿足于一己心態的表露與揮灑。這時，他們筆下呈現的，每每是湖光山色的流連，書里卷外的遐思，生命哲理的體味，藝術情趣的張揚，甚至草木蟲魚的觀賞，美食雅苑的把玩……而明顯缺少的便是對現實生活里普通勞動者生存狀態的描繪與揭示。創作主體對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的關切目光與悲憫情懷，是一種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義的力量。當然，時下的文人散文倒是不乏精英層面的人文啟蒙與終極關懷。但所有這些又常因內容的過于抽象或深奧，而遠離了普通勞動者的現實痛苦和接受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進入社會下層，無怪乎余杰要發出“我們離底層有多遠”的詢問和感喟。
⑤我不是說散文不應當表達文人的意識和意趣，也不是說表達了文人意識和意趣的散文都不是好散文，更不是故意倡揚散文的“民粹主義”傾向。既成的事實是，一批書卷氣很濃，知識性很強，文化味很足的文人散文，恰恰成了世紀之交散文領域里搶眼的風景。它們對于提升散文創作的整體品位，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積極作用。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曠遠開闊的散文世界，僅僅以文人自己的生活和意趣為主流、為風尚，特別是用它擠掉和取代了對普通勞動者生存現實的關注與再現，那么這個散文世界，便不只是單調的、傾斜的，而且是退縮的、軟弱的：它在無形中回避著現實，回避著矛盾，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自己守護人類良知、呼喚社會正義的責任以及應有的批判精神。而一個傾斜的、軟弱的散文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同時又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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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
2001
第
6
期《黃河文學》）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gaozhong/540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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