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但日本置之不理。一個月以后，兩朵原子彈爆炸引起的蘑菇云久久懸停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上空，它們顯示出來的破壞力震驚了整個世界。

日本投降一個多月后，一封來自國民政府駐瑞典大使何鳳山的電文，靜靜地躺在了蔣介石的書桌上：“據瑞典新聞社稱：莫斯科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自1934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導之下，已完成分離原子之試驗。據蘇聯發言人稱，用蘇聯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彈，其成本較美國所制者為廉。”蔣介石在這份電報上用紅鉛筆輕輕點上標點句讀，但沒有作任何批示。

李宗仁成為原子彈推手

10天后，一封有關德國人研究原子彈的報告再次擺上了蔣介石的案頭，但這些并沒有讓蔣介石下定決心。真正讓他把原子彈和國民黨聯系起來的，是李宗仁。

事情起源于1946年1月，李宗仁無意中獲得的一份情報。情報稱，侵華戰爭期間，日本陸軍省曾秘密派遣了一支技術隊伍到河北張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這個研發原子彈的小組中，有三十余人被逮捕，其余未遭逮捕者全都隱姓埋名藏匿在北平。李宗仁把此情況電告蔣介石，同時建議國民政府也開始研究原子彈。

蔣介石不放心李宗仁，私下里派戴笠查這件事。很快，戴笠接連幾份密電，證實了李宗仁的話。

戴笠還建議蔣介石爭取日本專家的幫助研制原子彈，并仿照美國成立“顧問委員會”。這次蔣介石批準了報告。但是經過軍政部長陳誠的核實，認為自抗戰勝利以后，各種有關日本科研人員在中國研制原子彈的訊息，經過一一查證過濾，其結果似乎都是“確有此事，但是查無實據”。

此事貌似沒什么戲了，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曾國藩的曾外孫俞大維時任兵工署副署長，他與當時的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私交很好。有一次，魏德邁直接問俞大維：“你們要不要派人到美國學造原子彈?”俞大維覺得良機不可失，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蔣介石。

蔣介石下令激活秘密計劃

自此，國民政府開始了原子彈研制的暗中籌劃。這一行動是在蔣介石的特許下，由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陳誠和兵工署長俞大維負責籌劃的。自1945年秋開始，這個籌劃過程主要圍繞派人赴美國學習研制原子彈而展開。

在俞大維的保薦下，蔣介石在重慶召見了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大猷。蔣介石告訴吳大猷，他已下令撥經費十萬元法幣激活這項秘密計劃，并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間大禮堂，作為原子彈研究室之用。對此，吳大猷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發展原子彈，錢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專門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彈的困難。”蔣介石當即向吳大猷承諾，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可以撥用作為獎助人才赴美國深造的經費，人才名單由吳大猷選拔開具。

1945年秋，吳大猷和同為西南聯大教授的化學家曾昭掄、數學家華羅庚共同趕往重慶，和軍政部長陳誠和次長俞大維會面，咨詢籌劃中國原子彈的發展計劃。曾昭掄是曾國藩的嫡曾孫，而俞大維是曾國藩的曾外孫，曾昭掄的夫人俞大綱又是俞大維的妹妹。曾昭掄于1926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化學博士學位。1927年回國后，歷任南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還是中國化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俞大維為原子彈計劃，找到曾昭掄是順理成章的事。華羅庚則是由曾昭掄向軍政部推薦的。

這次會面的結果，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界，都認為“有人才有彈”，于是決定選派一些學物理、化學、數學的人員出國，研習觀察近年來各部門科學進展的情形。

出國考察與學習的人選由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從西南聯合大學的助教和學生中物色。曾昭掄負責化學的人選，他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華羅庚負責數學的人選，他推薦了孫本旺;吳大猷負責物理學的人選，他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還有一個是已經在美國的徐賢修。

美國人的變卦使眾人犯了愁

1946年8月，肩負重任的華羅庚等人遠赴重洋，標志著中國的原子彈研究計劃正式激活。當時，留學美國的楊振寧早就為他們在國際學舍預訂了房間，做好了接應準備。

兩個月以前，國民政府成立了以研制原子彈為核心任務的“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按照計劃，這個委員會和早先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密切配合，展開原子彈研發作業。這個特殊的單位始終只在臺面下秘密運作，核心人物包括俞大維、曾昭掄等十一人。滿懷希望來到美國的一行人，沒有想到碰到了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結果：美國人變卦了，不再愿意把原子彈的技術與其他國家分享。

從發現原子核裂變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實戰的原子彈，美國經歷了艱辛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更讓美國人看到了其在戰后世界新格局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壟斷這一高新技術領域，美國連自己最親密的盟友英國都實行技術封鎖，更不會在這方面給予中國什么實質性的幫助了。

美國人說話不算話，可東西是人家的，不讓你學你也沒辦法。一腔熱血趕到美國的科學家們不得不另做打算。由于美國已經把原子彈研制列為核心機密，幾位學者經過軍政部允許之后，不得不分散到了美國各大學從事研究和學習。

內戰軍費支出龐大，蔣介石被迫割愛

然而，隨著國內局勢的日益緊張，以及遼沈戰役的開打，國民黨當局的軍費漸呈捉襟見肘之勢。為研制原子彈而派遣的年輕學者，仍在美國繼續深造，當局仍然持續供給經費，讓他們沒有后顧之憂。但是，為了節約經費預算，“原子能研究委員會”維持著徒有虛表的空殼子，研制原子彈的組織單位不僅不再擴大，還有逐步縮減的打算。

1947年4月21日，白崇禧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給蔣介石，開宗明義建議蔣介石“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這份公文發出后，卻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沒有下文。一個多月后，由蔣介石兼任院長的行政院，終于把這份公文遞送到蔣介石的辦公室。蔣介石在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

本來計劃大張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終因內戰軍費支出過于龐大，蔣介石被迫忍痛割愛。計劃擱置后沒有多久，蔣介石就敗退臺灣。他二度準備研制原子彈，已是四五年后的事。

可以說，蔣介石一生都沒有放棄過對核武器的研究，到臺灣以后，蔣氏父子先后兩次研制核武器，但最后都以失敗告終。

逼蔣出國的聲浪未減反增，四月一日，和談代表張治中、劉斐、黃紹?、章士釗、李蒸等飛抵北平，張治中在行前建議蔣出國，并分析其利弊，出國之利：一、可避免成為攻訐目標;二、卸去和戰失敗之責任;三、使一般將領減少依賴心理;四、可增長見聞;五、可轉移人民的觀感，恢復人民的懷念。出國之害：安全問題、軍事頓失中心、黨難免渙散。在北平談判觸礁，張仍電請蔣“及時痛下決心，毅然放下一切暫時出國”。面對此局勢，蔣的態度與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則一再逼其表態。蔣經國曾記到：

三十八年四月間，父親在上海支撐危局，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要求父親離開上海;父親離開上海的時候，并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艦到達舟山，也沒登岸，?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視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處著這樣逆境、絕境，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走投無路的，而父親卻泰然處之，在日記上寫道：“只要前進，不變其方向，即使無路處，亦可新辟道路，達到目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的黃金，并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象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復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從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挾的確有影響，因為蔣在回信給李的第二天即離開上海，轉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島觀察，而后即經馬公到臺灣。總之，環境的變化、時局的判斷、安全的考慮、幕僚的建議，加上北平和談失敗之后李宗仁要挾的信函，應是蔣遷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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