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漢春秋谷梁學經歷了從私學??官學??私學這一演替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西漢前期為私學，漢宣帝時為官學達到興盛，其后至東漢一直處于私學地位。兩漢春秋谷梁學私學與官學地位的制度性演替，源于學術與之間的緊密關聯而形成的內在互動，春秋谷梁學地位的演變以統治者的好惡為轉移。
關鍵詞：學術；政治；內在互動；兩漢；春秋谷梁學；命運演替
《谷梁傳》是解《春秋經》五傳之一，在漢代才有定本。漢代前期，《谷梁傳》因漢武帝偏愛《公羊傳》而處于在野私學的地位，僅在學者內部傳授，且習者可數，處境堪憂。至漢宣帝時，在統治者的扶持下春秋谷梁學登上官學的殿堂，出現短暫的繁榮，其后至東漢一直又處在私學地位。學術界以往的研究，僅對關乎《谷梁傳》命運的石渠閣會議以及春秋谷梁學在西漢的傳授有所關注，但對其在西漢的升降沉浮與在東漢的衰落及其原因則論之較少。筆者將從長時段來考察春秋谷梁學與政治的內在關聯，以及春秋谷梁學私學與官學地位之間的交替變動，以加深對兩漢春秋谷梁學的命運演替的研究。
一
《谷梁傳》在漢代地位的升降，與政治關系密切。《谷梁傳》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經學，均講《春秋》的微言大義，在爭奪官學地位的過程，先后得到政治權勢的強力干
預。據《史記?儒林列傳》：“瑕丘江生為《谷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①]，對《谷梁傳》與《公羊傳》之間的第一次爭奪記載較為簡略。《漢書?儒林傳》記之頗詳：
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②]
從該史料來看，《谷梁傳》敗于《公羊傳》，原因有二：一是《谷梁傳》經師自身學養之虧缺[③]，與公羊大師董仲舒相比差距較大。二是公羊家有占據高位的丞相公孫弘施以援手，必能歆動漢武帝，給予《公羊傳》春秋學正宗地位，從此，習公羊學者俯拾青紫，坐至公卿，更能推動學派的；而谷梁學在政治“失語”的情況下，習者寥寥，成為在野學派。當然，從史料中也可看到，《谷梁傳》隱伏著興盛的機緣，那就是漢武帝衛（戾）太子的“私善”《谷梁》，如果沒有“巫蠱之禍”，《谷梁傳》的政治命運可能早就發生轉捩。瑕邱江公將《谷梁傳》傳與榮廣、皓星公。榮廣得到真傳，理論水平大增，史稱“廣盡能傳其（瑕邱江公）《詩》、《春秋（谷梁傳）》，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谷梁》�！焙脤W者有蔡千秋、周慶、丁姓子孫，其中，蔡千秋還得到皓星公的指授，故谷梁學的水平最高，所謂“為學最篤”[④]。可見，隨著《谷梁傳》經師學養水平的精進，一方面能吸引后學，壯大隊伍，另一方面在與公羊學派私下的理論對決中已占上風。
《谷梁傳》與《公羊傳》的第二次政治博弈在漢宣帝時。漢宣帝是漢武帝衛（戾）太子的孫子，對乃祖父喜好《谷梁春秋》有所聞，詢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三人均是魯地人，由于地域情感，必然對《谷梁傳》有偏愛，“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韋賢等人進言，與漢武帝時習《公羊》出身的丞相公孫弘一樣，無疑對《谷梁傳》得到統治者青睞起積極的政治推動作用。漢宣帝召見蔡千秋“與《公羊》家并說，上善《谷梁》說”，這作為《谷梁傳》與《公羊傳》第二次決戰的預演。為取得決定性勝利，漢宣帝“愍其學且絕”，以蔡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官十人教授《谷梁傳》，蔡千秋死，征瑕邱江公孫為博士繼續教授（此時《谷梁傳》還未立博士，瑕邱江公孫被征為博士，從瑕邱江公傳申公《詩》、《春秋》，為“《魯詩》宗” [⑤]來推測，應是《魯詩》博士。），劉向加入學習，江公孫死，周慶、丁姓再接教鞭，最終完成學業。從時間來說，“自元康中（前65年）始講，至甘露元年（前53年），積十余歲”，準備是十分充分的；從效果來看，“皆大明習”。
甘露三年（前51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盵⑥]具體地點，據史載“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論同異于石渠閣�！盵⑦]其主要議題是“平《公羊》、《谷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豆騻鳌穮⑴c講論的有博士嚴彭祖，侍郎申?、尹推、宋顯，內侍郎許廣，《谷梁傳》有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將王亥各五人，圍繞三十多個議題，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谷梁》。由是《谷梁》之學大盛”[⑧]，其具體表現：
一是立為官學。參與論辨的周慶、丁姓“皆為博士”，《谷梁傳》從此有了專經博士，可以公開設學，有弟子員。如丁姓官至中山太傅，授申章昌，申章昌也征為博士，官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谷梁傳》成為官學，雖有漢宣帝的助力，但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也有時代主題的變化所提供的機緣，如《谷梁傳》的寬厚仁慈的“王道”政治思想，有利于糾正吏治苛酷之弊，與漢宣帝時代所提倡的“禮治”精神相契合。
二是學以干祿。《谷梁傳》學者尹更始由議郎升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傳學于其子尹咸、翟方進[⑨]、房鳳。尹咸官至大司農，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官至丞相，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官至五官中郎將，均是習《谷梁傳》而至公卿。
三是充當政治話語。西漢時期，官員們在上書或對策中多引用《谷梁傳》文以為典據，加強權威性和說服力。漢昭帝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與賢良、文學討論“鹽鐵”問題，他們在議論中均援據《谷梁傳》的材料。他們論辨的內容匯集為《鹽鐵論》。清代學者張敦仁《鹽鐵論考證》以為“凡此書之《春秋》皆《公羊》”，其說頗涉武斷。今人陳蘇鎮統計指出有兩例見于《谷梁傳》[⑩]，筆者以為，引自《谷梁傳》的材料應為三例。如《鹽鐵論》《論儒第十一》文學曰：“魯公殺子赤，叔眄退而隱處，不食其祿”，出自《谷梁傳?宣公十七年》；《備胡第三十八》賢良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出自《谷梁傳?隱公五、六年》；《刑德第五十五》大夫曰：“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出自《谷梁傳?僖公二十六年》。漢成帝久無繼嗣，梅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后，在上書中說：“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洞呵锝洝吩唬骸螝⑵浯蠓��！豆攘簜鳌吩唬骸洳环Q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搜钥鬃庸室蠛笠玻m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后，禮亦宜之。何者？……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11]漢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被授官宰衡，上書請求“印信”，在上書中引用《谷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被允準給予“宰衡太傅大司馬印”[12]。《谷梁傳》之說成為王莽攬權的經典依據。
四是學脈旁分�！豆攘簜鳌吩跐h初由申公下傳徐公、許生、瑕邱江公，江公之下分為三支：第一支是江公子傳江（公孫）博士，江博士傳王亥、劉向、胡常，胡常傳蕭秉；第二支是江公傳皓星公，皓星公又指授蔡千秋；第三支是江公傳榮廣，榮廣傳周慶、蔡千秋、丁姓。其下，蔡千秋傳尹更始，尹更始傳尹咸、房鳳，房鳳傳侯霸、翟方進；丁姓傳申章昌，申章昌傳梅福；另外，漢武帝衛（戾）太子從江公私受《谷梁傳》。因此，《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13]�？梢姡似诖呵锕攘簩W的家法和師法已經形成。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學者的眾多，西漢中期成為春秋谷梁學史的第一個高峰。隨著西漢衰亡，《谷梁傳》自身也勢微，博士出缺，傳人幾至衰歇。
二
東漢建立以后，見于史載的《谷梁傳》學者稀少，僅尹敏“兼善《谷梁》”[14]，賈逵“兼通五家《谷梁》之說”[15]，均非專門名家。
東漢諸帝雖踵襲西漢宣帝扶持谷梁學的政策，但光武帝首開不成功的嘗試，因為據賈逵上漢章帝條奏有：“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谷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盵16]所設十四博士卻讓《谷梁傳》缺席。接著，漢章帝建初八年（83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圣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盵17]漢章帝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的保護政策，雖受學生員“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但“不立學官”[18]，對谷梁學的恢弘壯大沒有實質意義。因此，到東漢中后期，《谷梁傳》罕見“通人”，以致漢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谷梁春秋》，各一人。”[19]漢靈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20]，幾無應征者。
推《谷梁傳》在東漢衰微之因有三：
其一失去制度性保障。東漢建立，重設十四博士，《春秋》博士僅《公羊傳》嚴、顏二家，《谷梁傳》被奪席，無常設授學的學官制度，必淪為在野私學而為人所輕視而不愿傳習，在東漢功利性極強的社會里，春秋谷梁學以致變成“微學”，而屢屢被統治者視為保護的對象。
其二學派自身的學術旨趣與統治者倡導的時代主流學術不同調。自西漢末期哀帝、平帝以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劉漢天下為各種勢力所覬覦，言災異，談陰陽，或造作圖讖[21]，以制造“天命在己”的假相，特別是以“多異義可怪之論”[22]的公羊學正與此合拍，得到統治者更多的眷顧。東漢建立者光武帝“善讖”，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于天下，“及顯宗（漢明帝）、肅宗（漢章帝）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后，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言�！盵23]說明讖緯在東漢時代掌握了學術的“話語霸權”。光武帝雖有提拔《谷梁傳》的意愿，但《谷梁傳》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盵24]鄭玄《六藝論》以為《谷梁傳》“善于《經》”，即能發揚《春秋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25]對權力者強烈的抗議和批判精神，因此，絕對不會迎合東漢統治者的需要。
其三來自公羊學派的打壓�！豆騻鳌芬蛴袊�、顏二博士，處于官學地位，得到朝廷支持，故大師輩出，生徒眾多。他們利用學術資源，常向在野的《谷梁傳》學者發難。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公羊學者李育在白虎觀會議“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26] 賈逵必以五家《谷梁》學應對，在學理上處于下風。另公羊學大師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左傳》、《谷梁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盵27] 雖鄭玄起而駁辯，“乃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鄭氏本屬《公羊》陣營，何休嘆為“康成（鄭玄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盵28] 因其“謬托（《谷梁傳》）主人”，不明家法，“甚或毀棄章服，改從敵人（《公羊傳》）”，反“使（《谷梁傳》）本義因以愈湮”[29]。
綜上所述，從西漢至東漢，春秋谷梁學經歷了從私學??官學??私學演替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西漢官學興盛，東漢官學則不振，這一切源于學術與之間的緊密關聯而形成的內在互動，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論“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30]。這種轉移，多少干預了學術的正常，春秋公羊學在漢代的興盛是以犧牲學術個性為代價的，如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公羊學“神學化”的改造與東漢公羊學對光武帝“好讖緯”的緊密呼應，而春秋谷梁學則堅持“善于《經》”的特點，忠于《春秋經》的原始精神，故而其政治地位不能不受制于統治者的好惡而轉換。所以，《春秋?梁傳集解》作者范寧以為“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春秋谷梁傳注疏》作者楊士勛認為“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31]均能得其意蘊。因此，有的學者把春秋谷梁學在兩漢間命運的跌宕起伏，簡單歸結為《谷梁傳》史實不如《左傳》、義理不如《公羊傳》，這一以出身論學術興衰的宿命論觀點多少帶有主觀的成分。
注釋：
[①] 《史記》卷121，《儒林列傳》。
[②] 《漢書》卷88，《瑕丘江公傳》。
[③] 有學者根據“江公吶（顏師古注：吶，古“訥”字。）于口”，認為江公口吃，以致在與董仲舒辯論時應對敗于下風，但對比該段史料前后所述，江公之“訥口”也有學養水平的局限。
[④] 《漢書》卷88，《瑕丘江公傳》。
[⑤] 《漢書》卷88，《王式傳》。
[⑥] 《漢書》卷8，《宣帝紀》。
[⑦] 《漢書》卷73，《韋賢傳》。
[⑧] 《漢書》卷88，《瑕丘江公傳》。
[⑨] 《漢書》卷84，《翟方進傳》載：“方進雖受《谷粱》，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明所受為《谷梁傳》。
[⑩] 陳蘇鎮：《漢代與<春秋>學》。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318頁。
[11] 《漢書》卷67，《梅福傳》。
[12] 《漢書》卷99上，《王莽傳》。
[13] 《漢書》卷88，《房鳳傳》。
[14]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15] 《后漢書》卷36，《賈逵傳》。
[16] 《后漢書》卷36，《賈逵傳》。
[17] 《后漢書》卷3，《肅宗孝章帝紀》。
[18] 《后漢書》卷79上，《儒林傳序》。
[19] 《后漢書》卷5，《孝安帝紀》。
[20] 《后漢書》卷8，《孝靈帝紀》。
[21] 《后漢書》卷59，《張衡傳》載，張衡上書有“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之語。
[22]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載《春秋公羊傳解詁》卷首。
[23] 《后漢書》卷59，《張衡傳》。
[24] 《后漢書》卷36，《賈逵傳》。
[25]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6] 《后漢書》卷79下，《李育傳》。
[27] 《后漢書》卷79下，《何休傳》。
[28] 《后漢書》卷35，《鄭玄傳》。
[29] 廖平：《起起谷梁廢疾序》。李耀仙主編《廖平選集》（下）。巴蜀書社1998年版。
[30]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讹嫳液霞�(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8頁。
[31] 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序》。載《春秋谷梁傳注疏》卷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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