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數千里、年齡相差6歲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天津的一次學生集會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念書，擔任著女師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隊長和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的鄧穎超在天津南開學校的禮堂里進行講演。而此時，不久前剛從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擔任著《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的周恩來正巧坐在禮堂的中間。鄧穎超精彩的講演打動了周恩來，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開始相識。

　　這次相遇的背景決定了他們日后愛情的性質。他們是因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們愛情產生的媒介和前提，他們的愛情注定是兩個革命者的愛情。

　　此后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發起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覺悟》。這一段時間共同戰斗的經歷卻為他們日后情感的發展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遠在法國的周恩來每每思念起祖國、思念起祖國的朋友和親人時，鄧穎超那熱情、勇敢而又淳樸、端莊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閃現。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經轉到天津仁達女校任教的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明信片的背后，周恩來用剛勁、奔放的字體寫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鄧穎超被周恩來這漫涌而來的愛的激情打動了，在頻繁的書信往來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來越感到智慧、堅定的周恩來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侶，在征得母親的默許后，鄧穎超寫信給周恩來，確定了兩人間的愛情關系。

　　1924年7月，周恩來從巴黎回國，9月抵廣州，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歲的鄧穎超只身從上海來到廣州。在愛情的呼喚下，兩位分別5年的年輕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請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吃了一頓便飯，這頓便飯也成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宴。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之后，因為事業需要總是聚少離多。聚時，他們恩愛有加，離時更是互相惦念，互相關懷。

　　10月6日，周恩來率領國民革命軍東征。就在這時，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丈夫不在，母親不在。左思右想，她決定將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棄了做母親的機會。本以為做母親的機會以后是很多的，沒想到，第二次懷孕，她竟因難產而死里逃生，而且從此失掉了做母親的機會。

　　在艱難的歲月中，周恩來與鄧穎超無論是在天津還是廣州，無論是在上海還是武漢，他們曾面臨著一次次死亡的威脅，卻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險為夷。

　　在長征途中，當紅軍長征到毛兒蓋時，周恩來病倒了。他連續幾天高燒，不能進食，肝區腫大。經醫生檢查，周恩來被確診為阿米巴肝膿腫。但是在當時條件下無法消毒，不能開刀或穿刺，只能采取用冰塊冷敷的辦法，控制炎癥的發展，這在當時看來，周恩來的病情兇多吉少。聞訊急急趕來的鄧穎超在周恩來的擔架邊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許就是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來終于在早晨奇跡般地從地獄邊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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